在冀州舊城區主要街道十字街北頭明代城墻南側矗立著一座校園，在人們的記憶中，它是衡水職業技術學院的前身冀師所在地，走進這所校園，那滿目的滄桑似乎在訴說著它曾經的輝煌。它是歷史上的名校——信都書院舊址，冀州中學堂、省立十四中、冀南建設學院等也曾在此創辦。而創建于明萬歷四年（1576年）的信都書院，到清朝中期發展成為“畿輔之冠”，被譽為北方學脈滋養、光大之地。

書院歷程

明中葉以后，大批有志于從事學術研究的士大夫熱衷于講學，紛紛創建書院，收徒開課。講學之風的興起，對書院的迅速發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

明萬歷四年（1576年），冀州知州趙宋在州城馬神廟西創建信都書院。書院有正廳三間，東西房各三間，后正廳三間，東西房各三間，大門二門各一間。取“信都”之名，是因冀州早在西漢時期就為信都郡、信都國、信都縣治所，歷史悠久，故命名曰：信都書院。趙宋是江蘇興化人，進士出身，史載其“詩文有雄鐫，兼通篆鎦，性好山水，常涉太華絕頂。”趙宋在冀州一年后離任。

自趙宋創建信都書院之后，明熹宗天啟五年（1625年），冀州知州董天胤進行了一次重修，座椅俱全。清康熙末年，冀州知州魏定國將信都書院移建于州治東南，置田兩頃（13.3公頃），以資膏火等，說明對信都書院的重視程度。清乾隆元年（1736年），知州陳葵章、州判雷時、吏目溫煒還特聘浙江孝廉韓承節為師。三年后（乾隆四年九月），“按試列前茅而食者5人，由童子而采芹者6人”（采芹，官府給予稟膳為“食”，考中秀才入學為生員為“采芹”，也稱“入泮”。），待遇優厚。

信都書院在地理位置上，蘊含著對本土悠久歷史遺存和自然景物的敬仰和依戀。如城內的商鋪客棧、雄偉的城墻、肅穆森然的府衙、迷人的廟宇亭閣、美幻的百花樓、清涼的避暑堂，還有清隱軒、八角井、大石磨、竹林寺等景致，以及碧波蕩漾的東海子（現衡水湖）。正如明代詩人曹安在《冀州八詠》賦詩曰：“春水桃花錦浪生，夜來一雨曉來晴。畫船如屋閑游處，泛泛只疑天上行。”“洞門無鎖白云封，當日霞裳月下容。行子閑來坐苔石，欲從何處覓仙蹤。”信都書院坐落其中，環境的美麗塑造了學生恬靜的心境，“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因此，信都書院名聲在外。

據清乾隆《冀州志》記載，清代，對信都書院進行了多次修繕，具體如下：

清雍正九年（1731年），知州喬焞增修講堂前后12間。

清乾隆五年（1740年），知州楊芊（湖北鐘祥縣人，歲貢出身），在魏定國所建書院基礎上，與州人張爾公、方齊賢、陳景魯、曹秉彝等，再建信都書院。醵（ju）金增修大門1座，講堂3間，前正房4間，后正房4間，東、西廂房6間，后土房3間，東西土廂房9間，置學田兩頃。同年，生員劉爾堪捐地5畝（0.33公頃）。

經乾隆與嘉慶兩個時期二十多年的修繕與擴建，至道光時期，信都書院處于迅速發展的階段。

清咸豐元年（1851年），知州葛之鏞創籌經費錢3000緡（穿錢用的繩子，一般每緡一千文）、捐置書籍數千卷。

清光緒二年（1876年），知州陳慶滋增籌錢1500緡。

清光緒七年，知州李秉衡增籌錢750緡。

清光緒八年，知州吳汝綸籌銀12950兩、錢19230緡，置地920畝（61.3公頃），延名師，備膏火。

書院管理

信都書院為當時科舉取士服務，因此，書院的山長（院長，也稱主持人）由本地士紳推薦有學識、有聲望之士紳，呈知州聘請、充任。清光緒八年（1882年）后，著名學者、教育家吳汝綸擔任冀州知州后，苦心經營信都書院，對包括書院在內的教育革新有重大貢獻。先后聘請新城王樹枏、武強賀濤等知名大儒相繼為書院山長。

信都書院的教職員，則由山長延聘選用。教職員待遇不同，山長有時年俸可達120兩白銀（又一說400兩），主講相對較低，監院為在讀諸生，給予一定薪水，按四季分支。董事由士紳輪流擔任，不拿薪金，但有車馬費用。

吳汝綸為信都書院建立監院制，即“選其文行優長者，使監院。監各學生出入幾所業勤惰。”確保辦院效果。時任信都書院監院有：以詩詞著稱的李諧韺、北方撰文有名的趙衡、以“史學大師”著稱的胡庭麟等。

信都書院生源來自冀州所屬一州五縣（冀州、衡水、武邑、棗強、南宮、新河）的有志求學之士。初期多為庠生，后，賀濤以文取士，遂條件放寬。學制一般為三年。每月初一、十五，講師登臺講書，逢一、三、六、八出題作文章。每月考試至少三次，多則五、六次，成績好的分一、二、三等獎，獎金名為“膏火”，相似于今天的獎學金。有些寒士可以憑“膏火”維持生活。

信都書院初期奉行宋朝朱熹理論，習作八股，以應科考。師長聚眾授徒講學，采取師生互動的教學方式，融國文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注重學生的道德涵養和道德倫理方面的培植。這些學子在講師指導下談經論道、著書立說，發揮各自才學。

康乾時期，除理學思想外，信都書院的教學內容一般是儒家經典，如：四書、五經、詩賦、制藝（八股文，為科舉考試而設）等。“制藝時文”演練和教學比重逐漸加強。在尋求科舉與功名的歷史推動下，書院失去其初盛期的自由探討學問、闡發思想的積極一面，幾乎成為考取進士的賽場。

到了道光后期，從學術文化的總體上來看，雖然其創新性及獨特性不強，但論綜合或集大成的氣象則蔚為古代封建王朝之翹楚。冀州之地呈現了義理學派、考古學派、桐城學派以及顏李（顏元和李塨）學派等流派紛呈的興盛局面。信都書院留下了一些學派名家的身影和足跡，無論是“桐城派”，還是“顏李學派”都有優秀的學術代表人物在此活動，這些優秀的師資為書院發展提供了條件，同時也為書院樹立了良好的學術風氣，為培養優秀人才打下了堅實基礎。

顏李學派創始人之一李塨也曾在信都書院講學。李塨（1659—1733年），字剛主，號恕谷，保定蠡縣人。其一生從事講學和著述，23歲開設私館，晚年在博野修建習齋祠堂，講學其中，發揚顏元之學，重實用實行，從學者甚多。《李恕谷年譜》載：“清雍正七年（1730年）冀州趙本忠執贄李恕谷。李恕谷曾游歷河北南部從事講學……”文中所述“河北南部”即有信都書院，由此可見以“實學”為標榜的“顏李之學”信都書院的影響著實不小。

信都書院曾有一段時間開設有法文及物理課，開領本地及周邊地區習外文之先。光緒二十七年間，信都書院學生張寶琛與賀濤子賀葆真倡導創立信都書院法文館，由法國傳教士雍居敬傳授法文及物理學。學習法文及物理學的學生除倡導創立者外，還有方安墉（蘭階）等共十人。法文館歷時一年有余，因張寶琛的病逝而停辦。

信都書院儲有豐富而多學科圖書，據記載“儲藏圖書所以供學者閱覽，祠享先哲所以興學者向往，均含有設置環境教育意味。”其藏書有嚴格的管理章約，書籍管理均有監院司書籍之責，“自建院置書籍以來，吳汝綸是首任管理信都書院圖書四年之久的監院。在吳先生赴冀之前的三四十年間，書院書籍無人專責，第以薦紳領之，人不時來，初無常主。”同治年間，又慘遭騷憂，書籍亡佚十之三四，所剩者，也殘缺不全。后來吳汝綸闡明書籍的重要性，“復籌若干卷，置監院二人，以典其事”。后由劉步瀛、王玉山、胡庭麟管理書籍。從此以后，為避免書籍遺失或損壞，書院制定了嚴格的圖書管理制度，其約法三章中有條目曰：“書院之書，不許外人稱貸；其讀書院中者，欲讀某書取某書，讀某書以書易書；監院為簿記，其出納時日；書有佚失或污損，某人讀書之時責某人，否則監院任責；夏之時，勿為陰雨滲漏；秋則曝之；歲終一編次，有更代交必明。”

吳汝綸置書若干卷，與舊書合計若干，和書院諸生登記造冊，從而避免了重蹈書籍缺亡覆轍之慮。由于建有一套科學的藏書、讀書、用書之法，師生可以博覽群書，為教學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經費是書院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書院一切教學活動和日常事務的依托和保障。信都書院的經費主要來源有三條渠道，一是官紳名流、巨商富賈、民眾捐資等。如：陳體貴，為倡辦書院“助以千金，州守上聞，賞同知銜”。二是購買、捐贈土地，置辦學田。如：清乾隆五年（1740年），冀州知州魏定國置田二頃于信都書院。光緒八年（1882年），知州吳汝綸置地920畝于信都書院。古代，大多數書院都以學田作為重要的經濟來源。書院通過置辦學田收取地租的方式獲取經費，成為書院經費收入當中最為重要的部分。幾年前，在開通冀州舊城區東南、新城區北濱湖大道時，曾挖掘出“信都書院地”界碑一通，它不僅是一塊書院土地的地界標志，更是一段歷史的見證。

信都書院教條與學則，系采用白鹿洞書院所訂。《朱子白鹿洞教條》原文摘要如下：

五教之目：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為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處事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信都書院在管理方面，對經費來源、保管、開支、山長、主講等選聘辦法和待遇、生徒錄取數額和辦法、官課和齋課日期、試卷擬定及考試日期、膏火獎勵辦法、院舍修繕等都做了詳細的規定。周邊地區書院也紛紛學習、借鑒信都書院規章，如故城歷亭書院就采用了信都書院條規。

書院成果

信都書院因有名師指導，并建立監院制度，又有充足的辦學條件作為支撐，史稱：“萃一州五縣高材弟子”。入學信都書院，經過嚴格的管理與培養，學生學習成績優良，成才者輩出。據民國《冀縣志》載：“連歲登甲乙榜首者數十人，而州人趙衡、李諧韺等，尤以古文詞斐聲于世，信都書院聲名鵲起，風聞鄉邑，論者為書院人才最為一時之盛。”如：信都書院畢業的學生趙衡，其文章當時在全國有名，曾有“南馬、北趙”之說（“南馬”為江南馬其昶，“北趙”即直隸冀州趙衡。）趙衡著有《序異齋文集》，為后世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資料。

信都書院為社會培養出了大批人才，這里僅列舉幾位興教精英和優秀畢業生。

著名方志編纂學家—王樹枏

王樹枏，字晉卿，號陶廬，新城縣（今高碑店）人。同治五年（1866年）中秀才，同治十年（1871年）選拔貢，后讀書蓮池書院。同治十三年被聘為《畿輔通志》修纂，光緒二年（1876年）在保定鄉試中舉，光緒八年為信都書院主講，光緒十二年丙戊科進士，派工部任主事，光緒三十三年調任新疆布政使。善詩文，其書法行書風格凝重、瀟灑清致。著述十幾部，330余卷。熱心于修纂地方志，除總纂《新疆圖志》外，修纂《奉天通志》260卷、《冀縣志》20卷。撰《陶廬文集》12卷、《外編》1卷、《箋牘》4卷、《文莫室詩集》8卷、雜著四十余種。撰有《希臘春秋》八卷、《歐洲列國戰爭本末》32卷、《歐洲族類源流略》5卷等。

史學大師—胡庭麟

胡庭麟（1866—1920年），字子振，今冀州區冀州鎮伏家莊村人，祖籍順天府（北京）密云縣，清末民初著名學者，近代書法家胡宗照之父。方志學家傅振倫稱其為“史學大師”。

胡庭麟出生于書香之家。其祖父文魁，終生事教；父胡鎣，自幼酷愛讀書，考取貢生、候選訓導，在義學任塾師。

胡庭麟“聰敏嗜學”。1929年6月出版的《冀縣志》，刊有方志學家王樹枏為其撰寫的《胡君子振墓表》和《胡君子振墓志銘》。其中寫道，他“不滿十齡”時，所寫文章就很出色，當時的許多秀才也達不到他的水平，與冀州書院諸生“鏖藝角文”、上下頡頏（不相上下）。他“年十六”時，“以童子”“應州試院試”，考為第一名，中秀才，后被補為博士弟子。“冀州牧吳摯甫（汝綸）嘆為‘異才’，招之署中”，授詩文義法。

當時學人普遍認為，冀州學士，首推趙衡，次則胡庭麟。史書載，胡庭麟“經覽古今政治、典章，究其治亂興亡之故。而于泰西諸儒學術治術，亦皆洞悉其源流、得失。”他善書法，年老猶寫蠅頭小楷，還能治印。

胡庭麟曾任冀州信都書院監院，在信都書院教書，后在京師當教師4年。

1920年，胡庭麟受聘在北京宣武門外畿輔先賢祠內與王樹枏等編撰《冀縣志》。僅用1年時間，就合撰成《冀縣志》20卷。

方志專家傅振倫在所著《中國方志學》中評道：《冀縣志》編年以提其要，分類列事，以貫串一邑史事。而以征引的文獻附其后。注中夾注，數卷連綿。“其博而要，是方志中之獨樹一幟者。”

胡庭麟在完成修志不到1年的時間，就病逝于故里家中。年僅54歲。

胡庭麟還著有《涵吾一室詩集》和《三國志年譜》。

辦學精英—李諧韺

李諧韺（1856—1914年），字備六，今冀州區小寨鄉東王家莊人。舉人，河北名儒，生于清咸豐六年（1856年）。青年時就讀于信都書院，師從新城王樹枏、武強賀濤。吳汝綸知冀州時，擬從肄業諸生中“選品端學方者二人，監察學生作業及出入”，稱之為“監院”，李諧韺與趙衡被選中，幫助主講教師處理學生學習作業，兼管學生事務，讓老師騰出主講時間，使其能專心致力于教學。李諧韺性格敦誠，品行端正，工作認真，態度和藹，得到書院同學的贊許。所以凡出自信都書院之學生，一提備六、湘帆（趙衡），無不滿口贊許。

李諧韺在書院學習期間，大部分學生都致力于攻讀文學，他遂不忘攻文，專精于詩，成為當時冀州作詩名家。賀濤曾攜其詩入京都，眾名家連連贊許，從無修改。《狂風》為其代表作，其痛恨帝國主義侵略者之義憤躍然紙上。

李諧韺為文切實曉暢，法西漢劉向，與唐宋八大家中曾鞏的文章相近。其詩則一味摩擬韓愈，“硬語盤空，妥貼有力”，質樸自然，韻味無窮。故冀州民間流傳著“趙（衡）文李（諧韺）詩”之說。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七月，李諧韺赴開封考場，八月鄉試得中甲午科舉人。此后，主講冀州翹材書院。一州五縣俊才之士，紛紛來院就學，當時各縣學界名流，也不斷來院與李諧韺切磋學問。原在信都書院之舊時同學，往來更為頻繁。他的同學和摯友，在其影響下，大部分成為廢科舉興學堂、改私塾建公學的骨干力量。光緒二十六年，李諧韺東渡日本學習教育。光緒三十一年，在直隸優級師范學堂擔任監學（即訓育主任）并兼教國文課。李諧韺教育學生都是以身作則，正面教育，教國文課深入淺出，繪聲繪色。其高尚的品德、淵博的學識，贏得了學生的崇敬。當時保定兩師范的學生，來自河北各地，結業后返回地方多從事教育工作，兼有從事于軍政者。李諧韺之聲望，隨即譽滿畿輔。冀縣師范講習所長薛子元、高小校長胡宗照均畢業于直隸優級師范學堂，都是李諧韺的學生。

李諧韺自保定回冀后擔任勸學所勸學員。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回老家東王家莊村，建立公學，使學生有了讀書之處。宣統元年（1909年）又設立高小，拆掉村西大廟以解決學舍，賣掉廟地八畝作基建資金，并按學生家庭生活情況分三等交納學費（貧窮者不交），以補經費不足。這一套拆廟宇做校舍、賣廟地搞基地，學生交學費補助經費等辦法，得以在一州五縣推廣。宣統二年升任勸學總董，身居教育中樞擔任領導職務，更是大展其才。帶領十余名勸學員分片負責，廣泛宣傳，解決學舍、經費、教員等具體問題，大力擴展公立學堂，并親抓創校典型經驗示范。為了更快建起公立學堂，李諧韺走訪過去的同學故交，如黃瓦窯之黃春圃、東韓莊之韓楣新等，在這些德高望重的學界名流的協助下，公立學堂很快發展起來，至民國三年（1914年），已初具規模，為以后的小學繼續推廣發展，打下了強固的基礎。

1914年，李諧韺因病去世，享年58歲。

李諧韺興辦教育的精神深深影響了其家人，1925年，在李諧韺兒媳郭永芳倡議下，由本村丁懷西主持，在校后蓋起了南、北、西屋各3間，增設了初級女子小學校。1933年，又增設高級女子小學班。李諧韺一家為冀州教育事業所做貢獻，在廣大民眾心目中樹起了不朽的豐碑。

冀州最后一位進士—王玉山

王玉山（1854—1924年），字舍章，今冀州區冀州鎮二鋪村人。光緒七年，王玉山被時任冀州知州吳汝綸看重，選入信都書院就讀。光緒十一年（1881年）鄉試中舉，翌年，考中進士。

最初，王玉山赴任河南發審局審理案件，由于辦案干練，審理速當，被同僚驚為老吏。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起，先后任河南光山、鄢陵、鎮平、封丘、延津知縣。王玉山秉性剛直，為官清正，不論在何處為官，都倡導教化。慈惠愛民是他的理政之道，并主張以儒家的道德倫理規范下屬官吏和審理案件，以明辨是非，根據事實而斷，反對用嚴刑求供造成冤案。王玉山不畏豪強，秉公持正，案無宿留，百姓稱為神九君。主政封丘時，帶頭拿出自己俸銀，發動商賈富戶捐資辦學，并聘請名師主講和親自到學堂講課，致使民風大變，陋習斂跡。署理延津時，正值光緒為推行新政而編新軍，地方官吏和豪紳相互勾結，假借編新軍之名，加稅增捐，豪奪于民，王玉山拍案怒斥，嚴查厲禁，以縣衙余金調充編新軍的費用，嚴令不得擾民，故奉調鄢陵任時，延津百姓哭泣跪留，爭道阻行。后受命查陳州命案，因事涉陳州知州劉國寶，面對頂頭上司，王玉山不畏權勢秉公而斷。后來，劉國寶調任開封，對王玉山挾嫌報復，王玉山憤而辭官回到冀州，施教兒孫報國為民，終老故里。

王玉山書法造詣很深，其書法筆觸干練蒼勁、氣韻生動、設色淡雅，自成一格。晚年創蝶體字，留世作品不多，被視為珍品。他喜好收藏，常常為收藏同道作品吃糠咽菜。對他來說，同道的書法、繪畫作品似乎堪比美味佳肴。與劉錫齡同朝為官時，保存了多幅墨寶，其蝶體書法被世人給予很高評價。

信都書院還有很多優秀學生，如：于邦華，清末立憲派代表人物。司熙昶（1880—1884年），字旭東，堤里王村人，光緒十一年（1885年）拔貢，曾創辦堤里王學堂。棗強縣籍的步其誥曾任東光縣知縣，著有詩集上下冊。

在信都書院施展才華、留下足跡的一批批歷史人物，有的是治世能臣，更多的是身負學問與道德傳統的知識分子。重文興學是他們任內的重要施政方略，既是社會發展所需，也彰顯著他們的自身風骨與性情操守，所以信都書院曾經的昌盛也就不足為怪了。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朝廷下詔：“將各省城書院改為大學堂。”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信都書院改為冀州中學堂。

信都書院從創建到停辦，歷時300多年。伴隨信都書院而生的還有城池內的文廟、文昌祠，洪武年間的尊經堂、杏壇等。此后陸續又修建了明倫堂、靈星門、訓導宅、進士碑、玉帶街、鑿拌池、學道街等建筑。儒學理念在冀州古城得到充分體現與提升。

信都書院是蘊藏在古冀州街巷里能被感知卻又無從觸摸和說起的味道。舊時書院士子們的風華和南北學子們的鄉音，今天，早已成為看不見的文化基因了。一座書院浸潤一座古城，雖它無力與時間抗爭，但信都書院精神不老，文脈延續向前。

作者：李潤地 陳振勝  編輯：賈亞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