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官莊村  庚曉晴  攝


故城縣青罕鎮南官莊村是一個較大村莊，相傳，在明朝永樂年間（1403——1424年），從山西洪洞縣遷來一戶姓李的移民定居于此，仍沿故里之名“南官莊”，相沿至今，并沒有什么傳奇故事。但是至清朝以后，該村卻成為故城縣赫赫有名的村莊。這與故城教育、濟賑有密切關系。


清朝建立之初，為鞏固滿族封建統治政權，急需治國人才，以優厚的條件興辦教育，廣攬生源，加緊培養青年才俊。順治九年（1652年），禮部發文“欽定條約八款”，明確“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餼，設學院、學道、學宮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全務養成全才，以供朝廷之用”。故城縣是西漢大儒董仲舒下帷之地，受董子遺風的影響和熏陶，歷代素有崇文重教的傳習，除了官辦的甘陵書院、衛陽書院，還設立了蔚仁義學、二賢祠義學等一些教育機構。這些義學的辦學經費主要依靠一些開明地主、商人、紳士的捐地、捐款。此外，官府還有一些學田，其收入用以“師生膏火月課經費”以及校舍日常維修。


南官莊民風淳樸，地廣田沃，是學田的主要所在地，共“一頃一十六畝五分四厘八毫三絲”（面積計算十分精確，表明對學田管理非常嚴格認真）。這些地原本由明朝紳士義捐，“以為學校教養之資”，由南官莊的老百姓代為耕種，每年定額收取租谷“三十六石一升三合四勺二抄四撮七圭”，其中包括納學田錢（以谷物折合）“四石二斗一升”。這些學田也叫“官田”，任何私人是隨便動不得的，老百姓只有耕種權，沒有所有權，更沒有買賣權。由于這些學田的存在，使得南官莊成為名符其實的“官”莊，令人刮目相看。


自隋朝以來，歷代中央政府都對建倉儲糧十分重視，制令“諸州百姓，當社立倉”，社倉也就是義倉，其主要功能是以豐補歉，豐年儲備余糧，遇有災荒“以時發賑”，周濟、幫助老百姓度過災年。故城縣瀕臨京杭大運河，與其相鄰的德州衛即是漕運的重要官倉之所。縣內的鄭家口、故城鎮等集鎮歷來是漕運碼頭，也建有很多糧倉。糧倉分預備倉（即常平倉）、義倉兩大類。預備倉由官府直接管理，建在縣城，而義倉建在鄉村民間，為老百姓互助性質。乾隆十八年（1753年）直隸總督奏準朝廷，“一百四十四州縣、衛各擇人煙稠密高阜之區置倉，使四面村莊相為附麗，近自十五里，遠自二十里不等”，并要求老百姓輸入義倉的糧食須“出其有余，不限以數，黍粟各從其便，務在樂輸，無稍勉強”，完全是出于自愿，不得有任何強迫。故城縣義倉設立較早，乾隆十六年（1751年）故城縣即已有義倉6處，其中之一即在南官莊。之所以選在此處，不惟南官莊有學田，租地之糧便于存繳，還因其周圍村莊比較稠密，交通便利，距縣城（今故城鎮）恰好15里路，符合建倉的條件。


義倉建立之初，運營比較規范。按當時要求，“如一邑豐歉不齊，即停其捐”，豐存歉賑，確實起到扶危解困、均富濟貧的作用，對廣大老百姓來說，不啻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對義倉的管理也相當嚴格，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按照“守以民不守以官，貯于鄉不貯于城”的原則，由公眾選舉產生“倉正”即“庫長”，“專司簿鑰，不許吏胥干預”。也就是說，義倉作為一項民間福利事業，完全交由群眾管理，大家的事大家辦，獨立于官府之外，保證糧食存儲、發放公開、公平、透明。但是隨著朝政腐敗，“日久生蠹”，這些有效的規章制度“名實俱無”，義倉成為官僚們貪污腐化、中飽私囊的工具。清朝后期，官員的貪婪、膽大妄為發展到無以附加的程度，不但官府掌控的官倉——預備倉公然“截留漕米”，任意揮霍，而且把黑手還伸向了義倉，各任官員們動輒隨便以“動用報銷”為手段以肥私。官、倉勾結，明貪暗挪，“倉正”（庫長）“倉副”（副庫長）“受甲長、衙役挾制”，沆瀣一氣，把義倉變成自己的錢庫。義倉倉儲量大大縮水。據資料記載，舊義倉“道光十七年（1837年）原儲共存谷二千一百八十七石九斗，除各任動用報銷外，實存現谷九十二石”，其二千多石不知去向，腐敗程度怵目驚心！為了彌補虧空，倉正與官衙勾結，橫征暴斂，逼迫一些大戶無限制的納糧，“致若干善良殷實之戶”惶惶不安，日夜擔憂糧食被充倉，“百計圖免不獲，則家且傾危，無可逃罪”。在這種情況下，義倉紛紛倒閉。至道光末年（1850年），全縣6處義倉只剩下南官莊、十里鋪兩處。咸豐初年（1851年），在民眾的強烈要求下，官府將此二處剩余的存糧貯入縣城，南官莊義倉壽終正寢，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


從乾隆十六年（1751年）設立，至咸豐初年（1851年）撤銷，義倉在南官莊存在了整整100年，見證了這一時期清王朝政治經濟興衰的歷史，留下了可圈可點的一筆。學田、義倉都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作為這兩件事物的承載者，南官莊確實也增添了一層“官”家色彩。


作者：宮瑞華  編輯：李耀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