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玄教授自1946年起在南開大學中文系任教，是研究明清小說史料的知名專家。從我記事起到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他家一直住在南開大學西村24號，與我家斜對門。他有四個孩子，四個孩子名字的最后一個字連起來是“中華人民”。其中老三叫朱予人，是我小學時的同班同學、初中的同年級同學。由于這兩層關系，我稱呼朱一玄教授為朱伯伯。


聽父親說，朱伯伯年輕時曾經被錯劃為右派，不能上臺講課，只能在資料室打雜、干重活，工資收入也相應減少。由于工作勞累，再加之心情不好，感染了肺結核。當時他家四個孩子最小的才兩歲，最大的剛過10歲，生活本來就不富裕，朱伯伯又罹患重病，更加入不敷出，捉襟見肘。到我上小學時，他的病情才逐漸緩解，生活窘態也略有改善。


在我們初中二年級時，文化大革命開始。由于朱伯伯是摘帽右派，自然在劫難逃。無休止的抄家、勞改、批斗，折磨得他心力交瘁，可謂歷盡磨難。


1969年，我們這一屆初中畢業生下鄉插隊，我和朱伯伯的三兒子朱予人都被分配在河北省阜城縣，但是不在一個公社，相距約有二十公里，交通不便，因此來往很少。只是聽別的知青說，朱予人插隊的那個村子很窮，勞動一年不但不能分紅，甚至還需要向生產隊里交錢，所以還需要家里父母給予補助接濟。當時我想，朱伯伯什么時候能松口氣呢？


文化大革命以后，知青陸續回城。我當時在衡水工作。聽說朱予人被安排在唐山鐵路局的古冶工務段工作。雖然工作辛苦，但是收入穩定，與插隊時的困境相比也算是脫貧了。與此同時，朱伯伯錯劃右派的問題得到平反改正，他的大兒子和大女兒也都結婚成家，我心里為朱伯伯高興，他總算過上了幸福安定的晚年生活。


但是，這樣的幸福生活沒過多久，就聽說朱予人在工作中因事故死亡。這個消息對朱伯伯來說無異于是晴天霹靂，白發人送黑發人的痛苦，讓朱伯伯本就瘦削的面容更加憔悴。


盡管人生如此坎坷，朱伯伯以問心無愧的坦蕩胸襟頂住了被錯劃右派帶來的政治壓力，以隨遇而安、樂觀豁達的心態戰勝了罹患重病導致的身體痛苦，以常人不可思議的毅力承受了老年喪子的心靈創傷。他老人家始終矢志不移地堅持自己的學術道路，筆耕不輟。以甘為他人做嫁衣的孺子牛精神在中國小說史料學領域獨樹一幟，著作等身，不僅為三國、水滸、紅樓、西游、金瓶梅、聊齋、儒林外史等傳統名著編纂資料匯編，還著有《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等十多部專著，共一千多萬字。


因為我自幼就認識朱伯伯，在我的心里，朱伯伯首先是一位和藹可親、慈祥寬厚的長輩，然后才是著作等身的學者。對晚輩提出的問題，哪怕是無知可笑的問題，他都耐心地予以回答。大約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我閱讀《紅樓夢》時，對五十回中薛寶琴所出十首燈謎的謎底很感興趣，但是翻遍全書沒有找到謎底。一次偶然碰到朱伯伯，就冒昧地向他提出這個問題。他對我的好學精神予以肯定，并送給我一本他撰寫的《紅樓夢人物表》油印本。當年沒有電腦，朱伯伯完全靠手工翻閱整理、書寫而成，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1997年，《紅樓夢人物表》油印本更名為《紅樓夢人物譜》，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朱伯伯沒有忘記我這個提問薛寶琴燈謎的晚輩，特地送給我一本。他老人家對扉頁上的留言頗費心思。因為我家和他家一直是近鄰，他和我的父母都很熟悉，我和他兒子是同學，他老人家知道我的小名，但是不知道我大名。他感覺在扉頁贈言中不應該用我的小名，但是再詢問我的大名似乎也不妥（后來他老人家說，這么近這么熟的關系都不知道大號，不好意思問）。他老人家想了個兩全其美的方法。在扉頁上恭恭敬敬地寫我父親的名字，但是在將書送給我父親時，特別鄭重地囑咐說，這是送給你女兒的，她喜歡讀《紅樓夢》，這書給她做參考。收到書之后，我非常高興，非常感動。當面向朱伯伯表示感謝，朱伯伯回報以謙和慈祥的微笑。他說，寫書的目的就是給人看的，你喜歡看就好。


進入21世紀以來，朱伯伯年事已高，身體大不如前，但是老人家依然閱讀不止，學習不止，研究不止，并堅持練習書法。一天，父親在外面散步，碰到朱伯伯，聊天時說起我以同等學力的身份考碩士、讀博士，并且已經被聘任為教授和博士生導師的消息。朱伯伯說，這孩子是我看著長大的，就像是我的侄女。她這么有出息，我也很高興。隔了幾天，朱伯伯托人將他寫的兩幅字送到我家，鼓勵我再接再厲，不斷進步。


過了一段時間，偶然看到一篇介紹朱伯伯的報道，得知朱伯伯因為罹患關節炎，各個關節都變得僵硬，手指關節不靈活，寫字握筆拿筆很困難，但是仍然堅持寫讀書寫作。我才意識到，朱伯伯送給我的字是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寫的。我非常感動。我何德何能，竟然得到朱伯伯的如此關心和厚待。


朱伯伯于2011年10月16日仙逝，享年100歲，給后人留下了數量不菲的研究成果和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


作者：周曉蘇  編輯：李耀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