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

朝廷給滕的罰單是慶歷四年的正月初四開出的。“降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權(quán)知鳳關(guān)翔府滕宗諒為祠部員外郎、知虢州，職如故。”除了首當其沖的“降”字略表懲治之意，罰單通篇沒看到實質(zhì)性的處罰。御史臺的諫官們大為不滿，以集體“罷工”表示強烈抗議，居家待罪，繼續(xù)給皇帝施加壓力。

其實對于滕的調(diào)查早在慶歷三年初夏其移任慶州之初就已經(jīng)開始了。事情起因也簡單明晰——十六萬公使錢。盡管不是小數(shù)目（以購買力折合人民幣約兩到三億），但到底還只是經(jīng)濟問題。圍繞此事角力的雙方其一為新政精英集團，另一方為舊的政治利益集團。誰都明白，一旦與政治攪和到一起，事情就變得復雜難纏了。

慶歷新政以范仲淹、富弼聯(lián)署上書《答手詔條陳十事》為標志，是仁宗親政之后著手實施的一項穩(wěn)妥至上、態(tài)度溫和的政治改良。既便如此，那些既得利益者依舊對新政恨之入骨，百般阻撓。滕宗諒與范仲淹出身同年進士，志同道合，貴為密友，一向是新政的堅決擁護者，在其所轄地方積極推行，勇于落實，干事任能，廣交文友，得以詩文播布京師，成為新政樹在中央的一面旗幟。此次對滕的彈劾奏章一出，舊勢力豈肯輕易放手，恨不得給諸位新政精英扣上一頂“朋黨”的帽子，一棍子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

五千年的政治斗爭史告訴我們，若要置對方于死地，“朋黨”二字最具殺傷力。宋家天下靠兵變上位，重文抑武同時，一樣擔心文人互結(jié)營壘，與皇家離心離德，自行其是。正是在如此嚴峻惡劣的形勢之下，范仲淹不避嫌疑，挺身而出，他主張派人前往涇州和慶州調(diào)取“錢帛文帳磨勘”，逐一審計。如果查出滕有貪污問題，他甘愿與之“同行貶黜”。

滕子京并非貪財之人，但他好大喜功，手面闊綽，干事成事，愛講排場。一批批文人墨客浩浩蕩蕩地應邀來到?jīng)苤荩轿骶€邊陲采風寫作，管吃管住管旅游，臨走再封送一個大紅包，隨著詩文流播海內(nèi)，滕也聲名日隆。公務宣傳與個人包裝本來就難以區(qū)分，再加上仁宗礙于范仲淹“橫身相救”的情分不便深究，遂開出了上面那一道和稀泥似的罰單，招致了御史臺諫官們的集體抵制。仁宗之“仁”，一半得益于他的和泥功夫，那就再安撫一下諫官們的情緒吧。于是二月十四日，在罰單空白處增添一句：徙知虢州滕宗諒知岳州。如此這般，滕子京來到巴陵，新官新政新氣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時已至此，岳陽樓呼之欲出！

百廢具興。可見滕在岳州任上做事頗多，但其他的事都已在歷史上湮沒無憑，只留傳一件卻讓他名垂青史——重修岳陽樓并請范仲淹作記（有此一事，足矣）。推究岳陽樓歷史，應始建于三國東吳時期，魯肅為湖上操練水軍在巴陵山上修筑閱兵臺。唐開元名相張說因執(zhí)言獲貶，謫守岳陽擴建閱兵樓，正式定名岳陽樓。慶歷五年，重修岳陽樓工程已近尾聲，撰寫《岳陽樓記》一事提上日程。在古代，“記”文大都由主人親自執(zhí)筆，以便抒發(fā)胸臆，賦予“記”更為深遠的意義。滕子京身為地方長官，又有進士學歷，完成這樣一篇“記”文應該不難。但他心目中卻有更為合適的人選，或者說有人比他更符合為岳陽樓作記的條件。其條件有三：名人、文人、友人。同時滿足上述條件者非范仲淹莫屬。于是他開始給范寫信：“天下郡國，非有山水環(huán)異者不為勝，山水非有樓觀登覽者不為顯，樓觀非有文字標記者不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君文章器業(yè)，凜凜然為天下之時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信寄出了，那么范仲淹為《岳陽樓記》做好準備了嗎？

最近一年，仁宗在新舊勢力之間左右搖擺，依違兩端。又加舊勢力處處阻撓，令新政推行舉步維艱，幾乎成了“爛尾工程”。仁宗失卻耐心，毀謗隨機跟進。范仲淹失望之余，自請出知邠州，巡邊西北，遠離了政治中心。慶歷五年秋冬之際，在歐陽修貶知滁州的同時，他上書朝廷，請求調(diào)離邠州，退居閑職。朝廷成全了他的心意，派他改知鄧州。“數(shù)年風土塞門行，說著江山意暫清。求取罷兵南國去，滿樓蒼翠是平生。”宦海浮沉，人事遷變，歸途在即，他的人生觀、價值觀、榮辱觀、政績觀、文學觀已然煅造得宏闊、厚重而純熟，是時候形諸文字、流傳天下后世了。由此看，范仲淹著《岳陽樓記》，既是滕子京的選擇，更是歷史的選擇。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如果早一天，范仲淹可能寫不出這樣一段文字。如果晚一天，范仲淹可能會將這段文字埋藏心底。無論早晚，我們都無法讀到震古爍今、光芒萬丈的《岳陽樓記》。“在十一世紀蒼茫夜色下，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精神面貌演變進程中，一顆新的太陽升起來了，那是一種把‘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寫在旗幟上的光風霽月般的人格境界和精神風范。”因為這一面飄揚的旗幟，在江南三大名樓中，雖然岳陽樓的資歷最淺，卻因其高標獨立的精神文化意義，影響著一個民族的心靈史，這種影響必將會無限持續(xù)下去。

文章最后旁涉兩件史事。一是南宋紹興二十五年六月，左朝散郎姚岳上書朝廷，因恥與岳飛同列，并全力消除岳飛的影響，申請將岳州改名純州，以體其忠純報國之心。污名岳飛，自然暗合丞相秦長腳的心意，大筆圈定，岳州改純州，岳陽樓隨之更名純陽樓。半年不到秦檜病逝，但是令岳陽樓蒙羞的這段歷史卻持續(xù)了六年之久，直到紹興三十一年改回。二是明代洪武初年，蘇州人范從文因違背皇帝旨意而判處死刑。行刑前，朱元璋親自查看案卷，看到范的姓名和籍貫，便傳喚至跟前問：“你不會是范仲淹的后人吧？”范答：“我是范仲淹的十二世孫。”朱元璋命人取來錦帛，御筆寫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賜給范從文，并下旨“免除五次死罪。”人命關(guān)天，朱以皇帝之尊，方才贏得片刻景仰范仲淹的資格。

“噫，微斯人，吾誰與歸！”《岳陽樓記》最后發(fā)抒的這一聲千年浩嘆，常常令我聯(lián)想起魯迅的話：“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看到蒼茫大地的深處，一個個孤獨寂寥的身影，決絕而默然前行。我愿意加入進去，踩著他們的腳印，在荒野里踏出一條憂國憂民的長路。

作者：賈九峰  編輯：李耀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