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天上，跟傅雷先生相會了。

有“鋼琴詩人”美譽的傅聰，因感染新冠病毒，于英國去世。

噩耗傳來，讓筆者回想起2008年5月，傅雷百年誕辰，時年75歲的傅聰為黑白琴鍵上的紀念侃侃而談時，依然坦言“沒有父親的諄諄教導，就不可能有我這一輩子的人生軌跡”。

父親用文字，他用琴聲，交流書寫人生感悟與痛楚。傅聰坦言，《傅雷家書》中屢次提及他們父子最喜歡的作曲家是肖邦和舒伯特，當時他選擇肖邦6首練習曲先給百年誕辰的父親。“肖邦音樂有一種無限的惋惜，一種無可奈何的悲哀，一種無窮的懷念。化成一個字，就是‘情’，這是抒發對父親感情的最好方式。”

筆者印象最深刻的畫面，是當時的傅聰依然戴著露指黑手套——是為他戰勝身體疾患后保護手部的“硬”裝備。他著一襲帶暗花的黑色中裝，不離手的“福爾摩斯”式煙斗，則是他說話時的搭檔。

那時的傅聰，當然已不滿足于打開他的提問總是停留于《傅雷家書》，他直白：“很多觀眾喜歡與我交流《傅雷家書》，可我早已不是書中的那個小孩。這些年走了這么多地方，彈了這么久的鋼琴，音樂已成為我的習慣。”

愿他安然奔往那條明亮的相會之路，與父親愉快地“手談”。

緬懷傅聰，筆者想與讀者共同打開2005年，時任解放日報文藝記者的筆者與李君娜女士，合作采寫的這樣一篇長訪談——

聽傅聰談“琴”說愛

傅聰要復出開音樂會了。

四年前在上海音樂廳與觀眾一別后，這位鋼琴家因頸椎病和手疾已有四年未曾來滬登臺。（2005年）5月8日，他將在東方藝術中心，重新釋放出串串凝聚著滄桑人生感慨的音符。

傅聰有點激動，早早從倫敦趕到上海，并主動請本報記者去他下榻的公寓見面談談。那天，客廳里日光斜照，擺設規整。71歲的大師看上去精神很好，穿著休閑黑衣坐在沙發上，另一件靛藍色的唐裝，被隨意搭在另一邊的椅子上。當年，《傅雷家書》中那個需要父親循循誘導的孩子，如今已到古稀，雖然頭頂著“在世的肖邦”“鋼琴詩人”等光環，可他全無傳聞中的吝字如金、很難接近的樣子，侃侃而談，談對鋼琴、對人生的至真至性至愛……

我無論如何達不到完美

問：你手指上的舊疾恢復得如何了?會影響您的這次演奏嗎？

傅：不會啊，手指經過兩年的治療，已經徹底恢復正常了。

問：聽說這次音樂會上除了你一向擅長的肖邦作品外，還帶來了海頓的作品？

傅：是的，有三首，分別是海頓音樂生涯前期、中期和晚期的代表作品。

問：但是，您以前好像沒有彈奏過任何一首海頓的作品。

傅：我很慚愧。我直到最近才開始喜歡起海頓的音樂。以前一直很忽略海頓，直到我在上海音樂學院教課的時候，有個學生彈奏了一支海頓的曲目給我聽，才發覺他的音樂是如此美妙。有些人會覺得海頓的音樂聽了會讓人想睡覺，其實，海頓比莫扎特更注重將一些新鮮的元素放入作品中。這跟他的生存環境有關。他很早就被一個匈牙利公爵供養，不用為生計發愁，可以安心創作作品。

問：這一次是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演奏海頓的作品嗎？

傅：之前在波蘭已經有過一次。波蘭有個新的肖邦協會成立，他們用真正“肖邦時代”的鋼琴，演奏肖邦的音樂，并邀請我開了一次音樂會。我當時就提出，可否在里面穿插海頓的音樂，他們說沒問題。我選了三首分別代表海頓早期、中期和晚期的作品。這次在上海的音樂會，也就沿用了這些演奏曲目。

問：您有“在世的肖邦”之美稱，那么肖邦的作品應該是您最拿手的吧？

傅：沒有什么所謂拿手不拿手的。只有在每一次的演奏過程當中，我才能知道自己每一次演奏的好與壞。但是若要談完美，我覺得我無論如何都達不到。沒有一個演奏家能窮盡音樂作品的全部，真正偉大的作品永遠比所有最偉大的演奏家更要偉大。同時，偉大的作品并沒有一個“唯一性”，作曲家在樂譜上完成的每一件作品，經過不同演奏家的演奏，又重新成為新作品。

不向兒子留“家書”

問：盡管對于中國讀者來說，《傅雷家書》的意義已經遠非“家書”，而是影響了中國幾代知識分子的一本書，但對你來說，《傅雷家書》卻永遠是您父親留給您的“家書”。你現在還看《傅雷家書》嗎？

傅：我不敢看《傅雷家書》。

問：你曾經說過這一觀點。我還是想知道，背后究竟是為什么？

傅：每看一次都會大動感情，太激動了，以至于沒辦法正常工作。

“家書”已經在我的心里了，不需要再看了。其實“家書”是我父親追求的一種精神價值。這個精神價值包含了很多東西，東方的西方的，是一個很博大的精神價值，可是絕對不是物欲橫流的世界。一切緣于功利的人是不可能真正讀懂“家書”的。

問：我們知道，你自己也早為人父。有沒有想過像傅雷先生那樣，對兩個兒子留下有形或無形的“家書”？

傅：沒有。我的第一個孩子凌霄是第一個夫人生的。離婚后，孩子沒有和我生活在一起，父子間的接觸不是很多。我接觸更多的主要是第二個兒子凌云。如果一定要說對他言傳身教，那也就是他目睹了我在生活中的很多矛盾、痛苦和掙扎。但這個可能也對他造成了不好的影響。我很慚愧，沒有像我父親那樣為子女做那么多。

本圖片由李君娜拍攝

問：你會要孩子們看《傅雷家書》嗎？

傅：不會。他們生在歐洲，文化和時代的背景截然不同，他們理解不了“家書”里的精神。而且我也不贊成把自己的經歷強加到下一代身上。這跟我父親當年教育我是不同了。我和父親的文化背景是相同的，但是我和我的兒子之間，卻完全不同。基本上，對于子女，我順其自然。

問：那么你的兩個兒子有沒有受您的影響，走上音樂道路?

傅：他們都沒有成為音樂人。我的小兒子現在攻讀哲學博士，我喜歡哲學，這可能受了我的影響吧。

郎朗如不這么夸張會更好

問：你對現在的“新生代”鋼琴演奏家比如郎朗、李云迪怎么看？

傅：李云迪我不熟，只聽過他的CD，沒有現場看過他表演。

郎朗是百年難得一見的音樂奇才，我非常欣賞他的音樂才能。如果單論天生音樂上的技巧，他肯定超過我。郎朗這一代很幸福，有最好的老師教，有最好的琴彈。我那個時候什么都沒有。8歲第一次接觸鋼琴，中間又中斷學習多年，直到17歲才算真正入門。學習音樂的最好的生理期就這么白白流過。而郎朗在這個年齡時，已經成名。即便是上海音樂學院的任何一個學生，在這點上也都比我強。

問：郎朗的演奏方式，你怎么看?

傅：有些人很喜歡郎朗的演奏，但是我看了，覺得夸張得不得了。這么好的孩子，這么好的音樂家，實在不需要這么去做。我希望他的藝術能走到一個更高的境界上去。音樂家不僅僅要被聽眾喜歡，更要承擔起引導聽眾走向一個更高境界的審美趣味上去。這么多年，我一直在堅持做這一點。目前的現狀是，談不上“中流砥柱”，幾乎是“孤軍奮戰”。但是我會一直堅持下去。

“比賽文化”無文化

問：很多年輕的鋼琴家都是從國際大賽上脫穎而出，并為人們所認識，這點跟你當年的情況很像。但是您卻不止一次地提及反對音樂以比賽的形式出現，是嗎？

傅：比賽把音樂變成一種競技。名為“比賽文化”，實際卻是反文化，毫無文化可言。為了比賽而比賽，卻沒有系統性的學習，這都是功利主義的思想。我父親在“家書”里曾說過，理想的狀態是維持一個平衡的對學問的追求。現在我回想當年，很是慚愧。那時把大量精力都放在了比賽曲目的練習上，沒有好好練習巴赫的作品。而巴赫的作品，正是鋼琴入門的最需要扎實掌握的基本功。如今回過頭來，悔之已晚。

音樂比賽就是一次實用主義的“演義”。現在整個世界似乎都充滿了實用主義，沒有了真正的哲學。在實用主義者眼里，哲學是荒唐和無病呻吟的。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個謎，如果大家都是實用主義，怎么可能會做夢?怎么可能會有美？又怎么可能思想并產生美的精神境界呢？又怎么可能會有音樂？

不太欣賞貝多芬的作品

問：你好像很喜歡蘇東坡的《江城子》。

傅：很喜歡。“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每次看到這一句，我都會掉眼淚。感情多真啊，是從心底里流出來的。但我又不太喜歡蘇東坡的“大江東去，浪淘盡”，覺得有點“江湖氣”。但是同樣豪放的，我又很喜歡辛棄疾的詞和曹操的詩。這大概是個人趣味和敏感性所致吧。趣味的東西很難解釋。

問：你喜歡真性情的東西。但是據我了解，您并不太欣賞貝多芬的作品，難道他就不真實嗎？

傅：也不是不真實。打個比方吧。中國的藝術有道家的，也有儒家的。在唐朝，李白就是道家藝術的代表，而杜甫就是儒家藝術的代表。相對而言，我更喜歡李白的詩作，因為都是直接從心底里流出來的語言。而杜甫也不能說不喜歡，但杜甫太用力，就像貝多芬;而儒家的作品還有一定的說教意味，這也像貝多芬。其實，貝多芬有些作品未必就好，但是因為他是貝多芬。貝多芬一開口，他首先自己就認定自己說的很重要，別人也覺得他說的很重要。如果單純從我天生對音樂的喜好上而言，我更喜歡舒曼和莫扎特那樣的音樂。

問：是不是可以這么說，貝多芬是一種“救贖”主義，而中國人的文化傳統更多地帶有“逃遁”色彩?對中國的音樂家來說，可能天然要接近于帶點“逃遁”色彩的莫扎特或舒曼？

傅：對，以中國人的天性，這是很自然的一種取舍。

問：大家都說您是中國文化和西方音樂結合得最好的一個人。

傅：這是別人說的，不是我自己說的。我并不是故意要把兩者結合起來的，應該是很自然而然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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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李耀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