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超（1901—1968），社會學家，1928年獲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回國后先后在金陵大學、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計劃系任教。

吳景超是一位長期被低估、被遺忘的本土社會學家。了解他的人并不多。在高校的社會學或經濟學課堂，他的名字也只存在于中國社會學史、中國經濟史教材上。即便是那些有志于從事學術研究的學生、中青年學者，年復一年在強調“歷史感”，甚至還轉向20世紀從歷史中汲取前人的思想資源，也鮮見重視吳景超。

《都市意識與國家前途》收錄的多是吳景超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文章。在當時，不少觀點認為知識分子能改造農村，吳景超則認為這是一廂情愿。如果知識分子在農村沒有職業就還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拯救者”姿態，也無法持續；知識分子無法像城市工業一樣為人們創造就業機會。他則強調“都市意識”，發展城市工業，讓城鄉勞動自由流動。這一觀點在道德上有被視為冷漠的風險。而吳景超自己的研究領域，廣及城市的交通、衛生、貧富差距，以及安全等問題。

在1926年，年僅25歲的吳景超批評國人做學問只讀“圣賢書”的做法，“長此以往，我敢說中國的學術界，永遠要成為外國人的附庸。假如歐美及日本的書店，不賣教科書給中國，許多大學的教授，恐怕便沒有東西傳給學生了，這是一件可恥的事”，他認為學術研究只有到社會里才能日新月異。他說的“到社會里”，既不是坐在書齋，也不是加入浪漫主義去改造社會，而是進入社會，收集材料，研究問題，產生新的知識。有多少材料，便審慎地得出多少結論。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吳景超是國內社會科學研究實證化的先驅。實證化如今是流行了，并到了被反思的地步。而吳景超有的判斷后來其實也被證偽了。只是讀罷《都市意識與國家前途》的選文，可能還是會感嘆他強烈的問題意識和簡潔流暢的文筆。

下文為吳景超論“家庭與個人職業”，從中可看到，他擱置個人價值偏好，以問題為導向，用一種開放的心態思考世界各國的經驗和教訓。他在文中并非不認同家庭的價值及其教育作用，而是認為學校應該承擔屬于基本的、公共的教育責任。原文刊于1948年《新路》第1卷第13期，收入《都市意識與國家前途》，經商務印書館授權刊發。標題為摘編者所取。

《都市意識與國家前途》，吳景超著、呂文浩編，商務印書館，2020年8月。

現代社會的職業，為何并未完全遵從競爭原則？

顧勒教授（Charles H. Cooley，今譯庫利，著作包括《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等）曾指出現代社會與古代社會如封建社會等不同之一點，就是古代社會中，職業的分配系遵照世襲原則，而在現代社會中，職業的分配則遵照競爭原則。無論從社會方面看，或個人方面看，競爭原則勝于世襲原則，是無可懷疑的。在世襲原則之下，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假如職業的技能是可以遺傳的，那么子代父職，是最合乎理想了。但是近代的科學，已經證明，從文化里面得到的一切，乃是后天的，是不能遺傳的。因此，士的兒子并不一定適宜擔任士的職務，但在世襲的原則之下，這種個人與職業不相稱的事實，是必然會發生的。發生之后，在社會是減低了工作效率，在個人則深感環境束縛的痛苦。在競爭的原則之下，每一個人所擔任的工作，并不就是他父親所做的事，而是他自己所能夠做、所愿意做的事。所以在這種原則之下，每每可以達到人地相宜，或人稱其職，職得其人的境界。

可是，在現代社會里，職業的分配是否完全應用競爭原則呢？上面所說人地相宜的境界，是否已經實現了呢？

凡是讀過索羅金（Pitirim  Sorokin）的《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一書的人，對于上面的問題，都會給一個否定的答案。在工業的社會中，在民主的社會中，雖然一切都講競爭，一切都講平等，但這是表面的。我們如作一深刻的觀察，就可知道，一個人在社會中的職業，大部分還是由家庭決定的。父親在上層的職業中謀生，兒子每每能夠也能立足上層；父親在下層的職業中謀生，兒子每每只能在下層的職業中謀一枝棲。當然，現在的社會已非封建社會可比，我們舉目以觀，不是看不見由上層跌下來或從下層爬上去的例子，但這些例子，不幸都是例外。從大多數人的立場上去看，一個人的職業還是決定于其家庭在社會中的地位。

上世紀30年代，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師生合影。前排左二吳景超。

家庭的影響

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社會中每一個人的教育，一向是由家庭擔負的，現在雖然略有變更，但家庭還負一部分的責任。職業與教育的關系，是極密切的。簡單地說，凡越是上層的職業，其所需的教育程度愈高；越是下層的職業，其所需的教育程度也愈低。一個生在下層家庭中的子女，也許天資卓越，可以受高級教育，也許受了高級教育之后，便可在上層職業中謀生。但因他的父親，經濟困難，沒有力量給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只讓他在初級學校中混了幾年，便打發他到社會中去謀生了。這個天資雖然高超的子女，因為所受的教育太少，不能擔任上層職業的工作，結果只能停留在下層職業之中。這是聰明的子女，無法跨灶的癥結所在。

很多的人早就看清楚這一點，認為這是近代階級問題中一個中心的問題。韋伯（Max Weber）曾說過，凡是同一階級的人，他的生活機會是一樣的。社會上有好幾層階級，是因為同屬一層的人，其生活中的機會相同。任何階級生活機會，都較差于上層，而較優于下層。教育機會是生活中各種機會最重要的一種。我們如想消滅現在階級中所醞釀著的那一股不平之氣，必須想法使各階級的生活機會平等，而教育機會平等，乃是最應提前促其實現的。

所謂教育機會平等，就是社會中每一個人，不問他的出身，只要他的天賦及訓練的結果，能夠接受某種程度的教育，就要讓他得到這種教育。這并不是說，社會中每一個人都要受大學教育。大學教育，乃是為天資較高，智慧商數超過某種限度的人而設的。我們雖然不主張把大學教育施于那些沒有能力接受的人，但是凡有能力接受的人，就要讓他得到。這個理想，現在還沒有一個社會達到，但已有好些社會，朝著這個理想邁進。

我們愿意先看一下在這條路上已經走過的成績。

由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吳景超文集《第四種國家的出路》早期版本封面（左）。今有《第四種國家的出路》于2008年、2010年的重版（右）。

從強迫（義務）教育開始

遠在1717年，普魯士的腓烈德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就規定了強迫教育律。這個法律，在1736年曾加修正，規定無論男女，自5歲起至14歲止，都應當在學校中受教育。這個辦法，后來便為各國所仿效。在19世紀的末年，歐美各國都有這種強迫教育的法律了。這些法律，對于入校及離校年齡的規定，各有不同。如英國，在工黨登臺以前，規定入校的年齡為5歲，離校的年齡為14歲。工黨上臺之后，把離校的年齡，延長至15歲，最后還要延長到16歲。美國各州的法律不同，其中規定在14歲可以離校的有5州，15歲可以離校的有31州，17歲可以離校的有6州，18歲可以離校的有5州。強迫教育延長到18歲，在歐洲是沒有的，歐洲大陸各國對于離校的年齡，多規定在14歲。

在實施強迫教育之前，對于子女教育的責任，完全放在家庭的肩膀上。那些經濟力量低微，出不起束脩的家庭，只有讓子女失學，或者送子女去當學徒，以子女的勞動力，去換取謀生的一點技能。這些失學或當學徒的青年，因為所受教育不足，大部分是注定在社會中擔任下層職業的工作了。強迫教育的意義，從那些窮苦家庭的立場上去看，是不必出學費，也可以讓子女讀書，是由社會來分擔那傳統屬于家庭的一個責任。這種分擔責任的辦法，無疑地減少了家庭在社會制度中的重要性，但為個人的發展著想，家庭既然不能盡善盡美地完成它的教育功能，則社會的越俎代庖，實為必然的歸宿。

那些窮苦家庭中的子女，在強迫教育律之下，可以與別種家庭中的子女受同樣的教育了。但這一種法律，還沒有解決這些窮苦兒女的一切困難。一個受教育的人，其先決條件是要生活上不發生困難，是要衣食住都有著落，特別是吃的問題，沒有飯吃的人，是無法坐在課堂中上課的。窮苦的家庭，固然沒有錢作子女的學費，有時也沒有錢來付子女的膳費。為著要解決自己吃飯的問題，于是有好些窮苦家庭中的子女，在放學回家之后，還要去做一點零工，以為糊口之計。有時課余的工作，并不足以糊口，結果只好逃學或廢學了。這雖然是犯法的，但吃飯是一件大事，在好些人的眼中，是比守法還更重要的。

所以，專靠強迫教育的法律，并不能使所有兒童都能受到教育。為解決這個困難起見，家庭津貼的制度，便應運而生。發明家庭津貼制度的人，其用意也許不在解決窮苦家庭中的子女就學問題，但實行這個制度之后，窮苦兒女在讀書的時候，吃飯問題無疑地得到很大的幫助。這個制度，于1860年在法國開始試辦，現在有好些國家，如蘇聯，如英國，都已采用了這個制度，其中英國的辦法，比較晚出，但也比較徹底。英國的家庭津貼律，是1945年通過的，1946年起開始實行。凡是英國的家庭，自生第二個子女起，便可每星期領取津貼五先令。此項津貼一直可以領取到16歲，也就是領取到離校的年齡為止。據估計，英國領取這種津貼的家庭，凡260萬家；可以領取津貼的兒童約450萬人。

有了家庭津貼的制度，窮苦家庭中的子女，才比較地可以安心在學校中讀書，而不為衣食問題操心。每星期五先令的收入，也許不能解決一個人的衣食問題，但在窮苦的家庭中，這是一個很大的幫助。以前，做父母的要完全擔負撫養子女的責任，現在這一方面的責任，也由社會來分去一部分了。社會所以不能整個地把這個責任擔負起來的原因，當然是由于社會的生產力，還未發達到一個程度，使它有能力來挑這個重擔子。但是社會代替家庭撫養子女的工作，已經開始了。一經開始之后，將來就不免會有一天，社會覺得自己的精力飽滿，便把這個責任整個地擔負起來。

這當然又要減低家庭在社會制度中的重要性，但從個人發展及福利的立場去看，這是一種收獲，而非一種損失。

吳景超1928年獲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唐人街：共生與同化》為其博士論文。上圖版本：筑生 譯，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

教育平等，選擇職業的機會才更可能平等

過去一二百年，先進的國家中，對于達到教育機會平等的努力，已如上述。如以我們的理想為標準，這種努力還是不夠的。

英國在工黨沒有改革學制以前，兒童在小學畢業，進入中學的，據湯納（R. H. Tawney，今譯托尼，英國經濟史家）教授的估計，只占1/7。在有些窮困的地區，只占1/10。3/4的兒童，在達到離校年齡的時候14歲便都加入社會謀生去了。在美國，5歲至14歲的兒童，有94%在學校中讀書。15至18歲的青年，便只有72%在學校中讀書。這當然是強迫教育律所造成的成績。可是19歲至22歲的青年，便只有16%在校讀書了。在一個最富裕的國家中，19歲以上的青年，大多數還是為生活所迫，不得不離開學校，去謀職業了。

英國1939年電影《再見，奇普斯先生》劇照。

在這種情形之下，那些過了離校的年齡，而還留在學校中讀書研究的，一定是那些出身于上層家庭中的子女。他們的經濟能力雄厚，可以供給子女在高級學校中讀書，可以讓子女得到最高深的教育，因而在畢業之后，可以得到報酬豐厚、地位崇高的職業。那些在14歲或16歲便要離開學校的窮苦兒女，是無法與這些上層家庭中的兒女競爭的。

如想消滅這種不平等的現象，只有在各級學校中實行公費制度，才可達到。入學是要經過考試的，只有具某種資質的人，才能允許他受某種教育。但是考取入學之后，不但不要交學費，如歐美各國的小學中學中所實行的；不但可以領用書籍，如美國的中學中所實行的；不但免費供給牛奶一杯或免費午餐，如英國在有些小學中所實行的；還要在這一切之外，由國家供給生活上的一切基本需要，如蘇聯在一些職業學校中所實行的。人雖然出生于家庭，但如社會把撫養與教育的責任，還是付給家庭，那么教育的機會，是無法平等的，因而選擇職業的機會，也隨著而無法平等。只有社會把這個傳統由家庭擔負的撫養與教育子女的功能，完全由家庭的手中取出來，放在自己的肩膀上，然后每一個人受教育的機會，方可平等，因此選擇職業的機會，也隨著而趨于平等。

隨著社會上生產力的進展，這一天遲早總會來到的。到那時，每一個人潛在的能力，都可以得到最大的發展，職業的分配，才真能夠照著競爭的原則進行，世襲的原則，必然會變成歷史上的陳跡了。

編輯：李耀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