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8日，《人民日報》發布了一則不同尋常的嘉獎令：“北平軍管會通令嘉獎賀孔才先生捐獻圖書、文物的義舉……本市賀孔才先生于解放后兩次捐出其所有圖書、文物，獻給人民的北平圖書館及歷史博物館，計圖書一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冊，文物五千三百七十一件。賀先生忠于人民事業，化私藏為公有，首倡義舉，足資楷模，本會特予嘉獎。”

嘉獎令中陳述的事跡，發生在1949年3月25日。出身書香門第的收藏家賀孔才，于北平解放僅一個多月之后，便率先向政府捐出200多年賀氏家族幾代人的家藏——12768冊圖書計10萬余卷、文物5371件，多為無價之寶。此一壯舉，震動了中國收藏界，歷史博物館專門舉辦了“賀孔才先生捐贈文物特展”。

考證得知：賀孔才，名培新，號天游，筆名賀泳，齋名天游室、潭西書屋。他出生于“耕讀傳家”、清代崛起在年畫之鄉武強縣北代村賀氏家族。

根深蒂固的書香門第

賀孔才，其祖上是武強縣的名門望族。在清代中后期的170年間，曾出過5個進士、11名舉人、近百名貢生，其祖父賀錫璜同治年間到故城縣任訓導候選知縣時落籍故城。賀孔才1903年出生于故城縣鄭家口，自幼飽讀古文國學，繼承書香門第的基因和家風，成為了傳世古籍和文物的收藏家。

據《深州風土記》記載，北代村賀氏，先世自山西洪洞縣遷武強段家莊，明隆慶年間（1567～1572年）賀智從段家莊始遷北代村。智生邦泰，邦泰生成家，成家生員，員生四子、八孫、十三曾孫、二十四玄孫，人丁漸繁，兒孫出入學宮，登科及第。其家族在祠堂銘有“敬天一片誠,高官顯爵未必光宗耀祖；躬身三自省,會吃虧者便是孝子賢孫”的警示對聯。清末，曾做深州知州的大教育家吳汝綸，曾經題給北代賀氏家族祠堂一聯：

“太行左轉山川清淑之氣鍾焉其族世所謂甲乙
明德代興祖宗詩禮之傳遠矣于今大發為文章”

從清乾隆朝至清末，北代賀氏后人先后出了進士五人，舉人十一人，貢生近百人。成為武強縣的名門望族。武強縣歷史上出過24個進士，賀氏一家就占了5個；武強縣歷史上出過舉人105人，賀氏一家就占了11個，十分之一還多。

賀仁聲：系賀氏家族的第一位舉人，賀智的六世孫，乾隆廿四年（1759年）舉人。

七世 賀云鴻：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舉人，孝義廳同知，知縣。

賀云錦：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舉人，四庫館議敘。

賀云舉：嘉慶廿四年（1819年）進士，江寧府督糧廳同知。

八世 賀式韓：嘉慶廿三年（1818年）舉人，戶部山東司員外郎。

賀式欽：道光十二年（1832年）舉人，湖南新田知縣。

賀式孔：候選衛千總。

賀式曾：貢生奉天金州廳訓導。

賀式程：候選縣丞。

九世 賀錫璋：道光六年（1826年）進士，大名府教授。

賀錫琪：道光十七年（1837年）撥貢，平定州州判，五品。

賀錫玫：大沽河口巡檢，六品。

賀錫珩：咸豐九年（1859年）舉人，光州知州，五品，候選知府。

賀錫瑜：貢生，商河知縣 七品。

賀錫璜：同治三年（1864年）舉人，故城縣訓導候選知縣（落籍衡水市故城縣）。

賀錫琨：蕭縣典史。

賀錫珍：拓城典史。

十世 賀爾昌:同治七年（1868年）進士 翰林院編修同州知府，潼商道。

賀光謙：同治三年（1864年）副貢，解州州判。

賀濤、賀沅:系親兄弟，光緒十二年（1886年）同榜進士，賀濤為會試第一名。賀濤，刑部江蘇司主事，冀州學正。賀沅為光緒十二年進士，翰林，福建上杭知縣。

賀繼元:光緒十一年（1885年）舉人，吳橋縣教諭，保舉五品頂戴。

賀潭:光緒廿年（1894年）舉人，直隸州州判。

十一世 賀嘉枏:同治九年（1870年）舉人，咸安宮教習，候選知縣。

賀嘉榘:恩貢，兵部車駕司主事。

賀嘉楨:刑部主事。

十二世 賀德深:宣統三年（1911年）賞法政科舉人。

“耕讀傳家”亦注重藏書

北代賀氏，由功名而仕宦，由仕宦而豐裕，由豐裕而族繁，賀智十世孫達84人，十一世孫達107人。官宦人家族大人口多。

由于賀氏家族注重“耕讀傳家”的家風，在封建社會里祖輩形成了兩大優勢。

一是有錢后置地，在武強縣境內發展到中華民國時，賀氏被稱為“良田千頃，處處莊園，域內各族，無一能比”，其家族的耕地除了武強境內的一些村莊，一直延伸到了深州、武邑，是武強縣最大的“地主”。

二是賀氏有錢后，大量買書存書，家內建有藏書專庫，成年累月的增加。除了這批祖上遺留之書，賀氏一門祖孫幾代一直在不遺余力地購書。賀氏族人賀葆真在《收愚齋日記》中，有關購書的記錄俯拾皆是：光緒十七年(1891年)十一月二十日，購湖北局竹連紙《五經四書》；光緒十八年閏六月三日，賀濤為書院購書六種，又自購各局板子書百種。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一月之內購書四次：一日，購陸放翁《渭南全集》；十九日，購《六書原始》《廣東新語》《紀文達公遺集》《黃氏醫書》；二十四日，購《畿輔詩傳》《唐詩品匯》；二十九日，購《周易折中》。直到日記末仍有兩筆購書記錄：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購胡應麟《少室山房叢談》；二十三日，聚珍堂、文璘堂封書，往觀之，亦得數種。

賀氏家族，就是外地做官者，也是詩書為貴。賀孔才的先祖賀之舉，到阜寧、靖江等地出任知縣，以清正廉明聞世，在以老離官返鄉時，史冊記載“行裝惟有圖書數萬卷”，從這，也可以看出賀氏對藏書的執著。在民間，賀家為望族，藏書甚豐，一家“名甲畿南”。到了賀濤這一代，更是注重于藏書。他肄業于保定蓮池書院，清光緒年間曾主講冀州信都書院，并被調冀州學政、刑部主事。在蓮池書院停辦、于舊址創辦保定文學館后，他又任館長。賀濤作《壽真堂記》稱其家累世藏書七萬余卷，年有所增，延續幾百年。至賀濤時，亦好購書，益精研典籍，廣聚古今之書，所藏甚富。清光緒初年，得宋本《詩人玉屑》及明刻精槧甚多。建藏書樓“壽真堂”，著錄有七百余種。

到賀濤之子賀葆真這一代，更是執著于藏書。有關資料記載，賀葆真，賀濤之子，他承繼父親賀濤的藏書之志，專心致力于藏書。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賀葆真將原籍北代村老家的藏書進行檢點，皆經典珍藏，由武強縣北代村運至故城縣鄭口，共十余篋。并且，賀葆真因為其父師從著名學者、藏書家吳汝綸，于是竭力搜集吳汝綸評點諸書，很是豐富。

賀氏，除了購書，還堅持抄書，這也是其藏書的一個渠道。先是賀濤抄：光緒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始抄《儀禮》，《大射儀》為首；三月三日，《大射儀》終；次日抄《聘禮》，十九日終；次抄《喪服》，四月五日終。賀濤得目疾后由葆真抄：光緒十八年正月元日，抄《爾雅·釋文》；五月十五日，抄《海山仙館叢書》；六月二十五日，《爾雅》抄迄；二十六日，以白摺錄姚際恒《古今偽書考》；八月十四日，抄《古文辭》；十二月二十八日，抄《爾雅》畢；光緒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抄《唐代叢書》及《小石山房叢書》目錄。抄書于葆真已成為一種習慣，遇到感興趣的就抄。如光緒十九年五月十六日，葆真抄《通鑒》人名。此書為伴其兄葆初讀書的張聘三在讀《資治通鑒》及《續通鑒》時所摘錄的人名錄，葆真因“喜其便于檢查”而從故城帶到冀州錄存。再如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十一月十七日，葆真讀姑父宗樹楠所著《庚子國聞錄存》，“錄副以存，并附以所聞”。葆真尤喜抄書目：民國三年(1914)十二月十五日，抄怡墨堂求售之朱九丹書目；民國六年正月十日，將端氏出售書目錄副。葆真還抄錄過不少家譜。因自覺記憶力差，“各戚家互婚媾尤不能遍舉”，故葆真每至戚家，輒索其譜而摘記之，為“小族譜”以備忘。至宣統二年八月，已抄就交河蘇氏、深澤王氏、任邱李氏、棗強步氏、饒陽常氏等族譜。賀氏父子對于有桐城派名家如姚鼐、方望溪、吳汝綸等評點的書都不遺余力地親臨或囑人代臨。葆真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日記分年記錄了其父所臨及囑人代臨之書書目，蔚為大觀。

賀氏家族還通過交換的方式得到一些書籍。如民國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葆真訪常稷笙，以《古詩抄》易其所刊《古文四象》。另外，受贈所得親友贈書也是賀氏藏書的一個重要來源。如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時在書院刊刻課藝的刻工劉老辛贈《且亭詩》，并允贈《洨濱集》；民國八年(1919)五月二十八日，王晉卿贈《新疆訪古錄》《學記箋》。受贈人早年以賀濤為主，后以葆真為主。葆真常年居徐世昌幕府，為徐訪書、購書、刻書，交際面廣、社會活動能力也頗強，接受的贈書自然不少。僅民國十九年，接受贈書就達11次之多。贈書中亦有佳本。

作者：劉金英   編輯：賈亞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