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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北傳畿輔發端于其形成初期。

康熙三十五年（1696），桐城派初祖方苞在京師坐館授徒，收大興王兆符為徒，是為桐城派北傳之始。乾隆十二年（1747），工部侍郎督江蘇學政博野尹會一又拜方苞為師。乾隆十九年（1754）四月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春姚范主講天津問津書院，傳授弟子頗多，所傳桐城之詩影響尤大，錢鍾書有“桐城亦有詩派，其端自姚南菁范發之”之說。劉大櫆、姚鼐均有會試京師不第坐館授徒經歷，其弟子門人若何然已不得其詳。

桐城派初期代表人物多家貧，有田不能自耕，橐筆走四方，傭文字而易升斗為生計。康熙末期，方苞遭《南山集》之厄入漢軍旗籍，李塨恐受諸皇子網羅牽連，有南遷避禍意，二人易子而教后，復有互易田宅之議。近從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所藏善本中發現，《宋蒙泉文集》稿本三冊有《書張念蓼志銘后》一文，可知，乾隆初劉大櫆之師吳直北游與張劬相交，受其饋贈產業于德州，張劬另遣人料理。吳直在景州棗林莊張氏家塾安心坐館十年，教授張芬、張度、徐璋等人成名，這是桐城派與衡水地區發生關聯的最早記載。

清初士大夫切亡明之痛，有反王入朱，黜明存宋取向，但北人樸愨堅卓，向力行方面發展。衡水儒者初則仍尊王講學，以孫奇逢友徒為主，稍后顏李學派橫空出世，不程朱，不陸王，敢與官方提倡的理學對立，從方苞、李塨為文相互詰難中可知，顏李主張“實文、實行、實體、實用”，衡水儒者多行實學，桐城派在此間很難立足。直到經曾國藩一番改造，理論不斷擴充完善，適應社會發展需要，才廣泛傳播到衡水地區。

咸豐九年（1859）十月至十一年（1861）正月，方宗誠在直隸按察使吳廷棟幕府授經兼任衡水桃城書院山長，到同治九年（1870）實補棗強知縣，十年二月到任，光緒六年（1880）六月十三日卸任，其在任上建正誼講舍、敬義書院，刻棗強先賢遺著，集諸生會講，開始傳播桐城古文。

同治十年（1871）六月初十，吳汝綸到任深州，十二年三月十四日丁憂去職。深州期間吳汝綸傳賀濤、弓汝恒、賀沅、閻志廉、賀嘉枏、郭增慶、張廷楨、弓汝昌、常熙敬等數十弟子以古文義法而成大觀。光緒十年（1884）五月，賀濤拜在蓮池張裕釗門下，盡得張吳兩家之學，張裕釗的蓮池講席，也是吳汝綸請于李鴻章及署理總督張樹聲，勸駕北來的。

光緒七年（1881）閏七月，吳汝綸補冀州直隸州知州，初十接印視事。十五年二月，吳汝綸卸冀州任，任蓮池書院。冀州期間聘王樹枏、范當世、賀濤、趙宗抃、賀嘉枏任各書院山長，桐城古文學派真正意義上大興于衡水地區。

桐城之詩北傳大興范當世北來冀州。南通范氏是“十三代傳詩”的書香之家。范當世十四歲應州試，名列前茅。學政按試南通州，范當世得卷后迅速作完交卷，學使愛其才而短其狂，有意壓制他一下，沒有錄取，第二年才再次按試才將他補為諸生。后來九次參加鄉試不得一第，潦倒終身。范當世起初是張裕釗的得意弟子。

光緒十一年（1885）三月，范當世來到冀州州署，吳汝綸與其初次會面。張裕釗隨后函至，有“近所得海內英俊之士，惟肯堂及賀松坡。松坡，深感閣下遺我奇寶，今肯堂又得親承教益，尤為喜幸，伏望一鏟去賓主形跡，勖勵而教誨之，俾得有成，亦我公一大功德也”等語。隨后張裕釗又復函范當世百般叮嚀，函云“得手書，知已至冀州，喜慰無已。摯甫公才、學、識三者十倍鄙人。足下得所依歸，望益銳意精進，以副鄙懷，幸甚”。上一年，吳汝綸將得意弟子賀濤薦于張裕釗門下，范當世此次北來為吳汝綸所請幕賓。張裕釗愛徒心切，恐吳汝綸格于賓主關系，不肯傳授指導范當世，故拿賀濤說事，逼吳汝綸就范，此亦張吳易徒而教的一段佳話。

五月底，范當世北赴保定蓮池書院拜謁恩師張裕釗，請益數日，六月初七張裕釗致函吳汝綸“連日與肯堂談，極樂。惟從我之日短，而從公之日長，中心不能無不平耳”，大有被吳汝綸奪去愛徒，不舍之意。

吳汝綸的詩學以姚鼐所選《今體詩鈔》、曾國藩所選《十八家詩鈔》為后學唯一正鵠，其詩學觀點與張裕釗接近，推崇施閏章、姚鼐、鄭珍三家，主張學詩從黃庭堅入手，反對蕩滅法則的性靈詩學。范當世詩學先受張裕釗指導，冀州四年在吳汝綸的指導下，其詩學觀念基本形成，后又多年致力于桐城之詩。范當世冀州所傳弟子眾多，以得詩文義法著名者依次為南宮李剛己、新河孟有麐、武邑吳鏜、衡水劉乃晟、冀州閻鳳華、南宮劉登瀛、武邑魏兆麟、南宮于鳳閣、南宮于鳳鳴、棗強步其灝、棗強步其誥、棗強步以紳、棗強步以莊及冀州吏目秦昌五之弟姜良材、武邑訓導程熙之子程芝齡、新河知縣言家駒之子言謇博等人，形成了晚清詩壇一大群體。其中尤以李剛己為儕輩領袖，張裕釗也目為“圣童”。范詩賀文為晚期桐城名家公認。

光緒十二年（1886）二月，賀濤參加會試，中式十四名貢士，三月順天學政按臨大名，賀濤不及殿試，回大名縣主持院試。光緒十三年，王樹枏中式進士選官而去，信都書院院長席位空缺，吳汝綸費盡周折，將賀濤由大名縣學教諭改署冀州學正兼任信都書院院長。從此在冀州教學十八年，及門弟子以百計，著名者如李諧韺、趙衡、于邦華、于振宗、胡庭麟、魏履礽、黃錫齡、尚椿莪、齊立震、李書田、王宗佑、李景綱、高俊浵、魏兆麟、魏維楨、魏世麟、步以莊、步以崚、步以韶、栗如桐、李青峰等。

賀濤在晚期桐城派群體當中古文成就最高。吳汝綸之侄吳君昂認為賀濤于“張吳門下，杰出冠時，無與抗者”，“及其為文，通微合天，精能窈渺，突過師傳”。賀濤的另一個弟子邢之襄，最早提出古文不能適應新學的普及教育，窒礙科學、哲學等學科的學理輸入，主張廢除古文，在日本發起“冀州留學生同人公啟”，直接促成了賀濤的去職。但邢之襄也認為賀濤“其為文章，卓然自立一家，張吳咸推重之”。賀濤得張裕釗、吳汝綸兩家之學，真正意義上完成了桐城學派直隸本土化的進程，是著名桐城派古文大家，徐世昌編纂《明清八家文鈔》，將賀濤列為八家殿軍。錢基博認為“武強賀濤，北方之強，得法汝綸，而步趨韓軌，特為樸厚，章妥句適，自然雄肆，不同曾氏之為縟瑰，亦異張吳之少遒變，渾灝流轉，大力包舉，以視師門，可謂出藍”。

吳汝綸到保定蓮池書院后，所傳得意弟子大多以深冀二州士人為多，尤其是開設西學課程，入院就讀的多是冀州子弟。庚子以后吳汝綸送獨子吳闿生東渡游學，一同登舟的是南宮邢之襄、深州李檢。吳汝綸身后是安平閻志廉長直隸校士館，閻志廉早夭后改為直隸文學館。光緒三十二年（1906）賀濤出任館長，直到宣統二年（1910）陳夔龍札撤文學館，賀濤講學五年，可以說當時掌直隸一省學術的都是今天的衡水籍桐城弟子。

胡阿祥著《桐城文派作家的地理分布與區域分析》一文中統計“清代河北全部119名古文作家，張吳門人弟子竟達103人”。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卷十專記師事及私淑張裕釗、吳汝綸弟子184人，直隸籍103人，其中今天衡水籍52人。

民國后吳闿生及其弟子賀培新在家傳授桐城詩、古文，門下弟子也多是深冀二州世家子弟。

近代新式教育是吳汝綸東游日本考察學制后，學部依此制定壬寅學案、癸卯學案而在全國推行。衡水地區的吳門弟子積極響應，是全國最早在各個鄉村遍開小學堂、蒙學堂的地區，系新式教育的發軔之地。據宣統元年（1909）教育資料統計，兩所中學堂——冀州中學堂、深州中學堂升入直隸高等學堂的學生人數高居一省之首。各縣高等小學堂都是選用留學深造的本縣宿儒等桐城弟子主持，初等小學堂尤為突出。其中，棗強縣官立2所、公立238所、私立8所，每個官村平均一所。于邦華在棗強辦學功高，以廩生身份當選民選議員入資政院；直隸學務處下文褒獎安平縣，說安平縣的教務“凌駕津保”之上。同時衡水籍桐城弟子為全省各專門學堂、師范學堂、中學堂、各等小學堂輸送大量人才，主持其間，推動新式教育。到宣統末年，直隸七歲至十五歲學齡入學率10.832%，而衡水地區各縣粗略統計平均在25%以上。

吳汝綸再傳弟子張恩綬、高俊浵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任校長期間，培養了李大釗這樣一位革命領袖，并選送他出國留學。在日本留學的吳門弟子棗強趙子諫村齊立震，協助李大釗辦理入學食宿等相關事宜，李大釗就義后，他的同宿舍學友冀州李青峰為他辦理身后諸事，俠義可風。李大釗的學弟弓鈐，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中學班第三班就讀，后所有中學班轉入南開中學畢業，李大釗介紹他首批加入北洋法政學會會員。受李大釗影響，弓鈐加入共產黨，并在安平臺城家中成立中共第一個農村黨支部。需要說明一下，弓鈐的祖父就是吳汝綸的開山弟子弓汝恒。張恩綬在任校長期間積極將深冀二州拳師引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南開中學、清華學校出任體育教員，將吳汝綸“德育、智育、體育”三者并重的新式教育思想付諸實踐，這也就有了周恩來總理向韓慕俠學習形意拳的一段軼聞。

衡水地區近代廉政文化、水韻文化、商業文化等等幾乎都與吳汝綸的政教息息相關，總之，研究近代衡水歷史，吳汝綸與桐城派北移是一個繞不開的重大關節。

作者：田衛冰  編輯：李耀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