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歷史長河中，與災難相伴隨的日子其實占據著大部分時間，無論是地區性的自然災害，還是國族間的征戰殺伐，都在形塑著人類社會的思想觀念、政治體制和民族文化。災難記憶成為人類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災后的反思與重建，也成為文明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南方科技大學的王曉葵教授，致力于災害記憶、戰爭記憶和記憶理論研究多年。在本文中，他通過對歷史上三場破壞力極大的地震災害——里斯本大地震、東京大地震、唐山大地震的災后反思，來談論人類對災難認識的路徑變化和層次升級。

他提出，里斯本大地震改變了歐洲的格局，促使人們重新認識自然災害的發生原因，對災害的歸因從宗教神學、天譴論轉化為更科學理性的認識，它也促使啟蒙運動中的思想家們思考人與神、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問題。而日本人則將東京大地震視為本國歷史的重要節點，認為日本歷史從此由“戰后”進入“災后”，并重新思考科技進步如何與人類家園和諧統一的問題。而中國人對唐山大地震遇難者的祭奠，則經過了從國家記憶向個體記憶轉化的過程。

目前，全球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國際性災異，它已經造成了世界性的經濟社會動蕩，這篇對災難的反思之作，對我們重新認識眼前的災異大有裨益。

始于2019年底的這場新冠肺炎疫情，已經演變成全球性的公共衛生事件。如今，感染者每日攀升，病毒侵擾之處，經濟停擺，交通阻斷，醫療物資短缺，無人能置身事外，人類似乎進入了“至暗時刻”。但是縱觀歷史長河，它或許不過是人類航船在無數驚濤駭浪中的一次擱淺，每次大災過后，痛定思痛，人類總有能力調整方向，重新揚帆啟航。從這個角度說，災難既是加害人類的罪魁，也是文明發展的催化劑。

眾所周知的黑死病曾經使歐洲喪失了近3億人口。但是，在和黑死病對抗的過程中，人類發明了檢疫制度，確立了污水處理、垃圾收集焚燒的制度，形成了公共垃圾箱的設置，公共浴場的建立等公共衛生的種種規范，防疫醫學的概念也由此產生。1995年發生的日本阪神大地震，催生了救災志愿者的產生，因此在日本，1995年被稱為“志愿者元年”，而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人們表現出來的互助與奉獻精神，以及對原有制度、生活習慣、自他關系以及公共性的反思，都必將為促進社會發展和進步提供精神資源。

為此，為了早日迎接戰勝新冠病毒之后“高光時刻”的到來，回顧人類過去幾次重大的“災后”，對于我們反思自我、戰勝災難不無裨益。

里斯本大地震

將災因論從神學拉回到科學與現實

1755年11月1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發生了里氏8.5級的大地震，這次地震連同引起的海嘯一共奪去了近3萬人的生命。地震發生的那一天，正是天主教贊美神之恩寵的日子——“萬圣節”。自古以來，耶穌會就習慣將天災尤其是地震，視為神對罪人的懲罰，但是這一次地震中，許多虔誠的信徒在彌撒中遇害，從而徹底摧毀了“萬能慈悲的神支配下的我們的世界無所不善”的說教。而當時的葡萄牙政府正在強力推進以英法為典范的現代國家建設，國內科學理性與舊宗教勢力在激烈的爭斗之中，這場災難直接加劇了新舊實力對抗的烈度。

表現里斯本大地震災難場景的畫作。

里斯本大地震之后，耶穌會在市民中鼓吹地震不是自然現象，而是天譴，說如果人類不思悔改繼續墮落，地震還會發生。這些言論在市民中造成極大恐慌。當時的執政大臣、務實派的龐巴爾侯爵果斷采取措施，彈壓了鼓吹“天譴論”、煽動宗教狂熱的教會人士，迅速組織收拾、埋葬尸體以避免疫病流行，為災民提供臨時住處和食物，推出了免除賦稅、強化治安等措施，迅速安定了局勢。這些有效的做法，也成為后來歐洲以及世界各國災后重建和減災的范本。而這次震災對歐洲的影響遠遠不止如此，因為當時正值啟蒙運動理性主義時代，伏爾泰、康德、盧梭等巨匠都參加了由災害引起的有關自然、人、神之關系的論爭，他們提出的認知災害的解釋框架，奠定了人類思考災難的基本邏輯，且在26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發揮著巨大的影響。

伏爾泰（法文：Voltaire，1694—1778），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

伏爾泰在地震后寫下了《里斯本災難哀歌》（1756年），全詩的基調是對神善惡不分地降臨災害懲罰人類的譴責和對死難者不幸結局的哀嘆。他質疑道：嬰兒何罪，也要受罰? 和里斯本相比，巴黎與倫敦要墮落得更多。災禍為何降臨在罪惡較輕的里斯本? 在這部作品中，伏爾泰放棄了自己原來信奉的世間局部的惡，無損于神創造的世界的整體為善的觀點，而對人類世界的諸多不可解釋的現象陷入了深深的懷疑。

1759年，伏爾泰又創作了諷刺小說《老實人》，在這篇小說中，他更進一步闡發了他的災難觀。對萊布尼茨的樂觀主義，特別是萊布尼茨在《神義論》中表達的“世界是眾多可能的世界之中最好的，因為上帝會選擇最好的一個”主張進行了批判。書中的主人公“老實人”甘迪德是德國一位男爵妹妹的私生子。他在男爵府邸中接受了家庭教師邦葛羅斯的樂觀主義思想，深信男爵的家就是人間天堂。后來，因他愛上了表妹居內貢小姐而被逐出男爵家門，他開始周游四方，從西歐到南美，再從南美回到西歐。在漫長的旅途中，作者安排了各種天災人禍，讓這個認為“一切都好”的老實人，去慢慢正視現實，在最后，歷經苦難的甘迪德與婚約者重逢，決意要結婚樸素平淡地度過余生的時候，邦葛羅斯繼續他的說教，告訴甘迪德到手的幸福，正是經歷的苦難的結晶。甘迪德聽了他的話，答道：“先生所言極是，可我還有地要去耕種，再見”。小說到此結束。

《老實人》，[法] 伏爾泰著，傅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2017年8月。

伏爾泰無情地嘲諷了人世間任何事件都是由全能的神命定的、任何局部的惡都是整體的善的一部分的神學式災害觀。他主張人類應該正視眼前的苦難和悲劇，以現實理性的態度解決問題。

和伏爾泰不同的是，康德和盧梭則從文明論的視角討論災害的原因。他們認為，這次災害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是人禍。里斯本居民集中居住在高層建筑中，享受大都市的繁榮，結果才招致如此災禍。盧梭指出，“從自然的角度來看，兩萬棟六至七層的房屋擠在一起，是不可想象的”。災害的起因雖然源自自然，但是，如果地震發生在人跡罕至的沙漠，就不會造成任何破壞。人們是為了享受都市文明便利和舒適，才遭此不幸。      

在這里，可以看到盧梭在他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和《論科學與藝術》中一貫主張的文明批判。人類追求舒適、方便、富裕的生活，希望減少勞作，事半功倍地達到目的，甚至為一己之利不惜犧牲他人的利益。隨著學術的發展和科學的進步，人類在不斷成功的同時，也帶來了惡弊。對此，盧梭的解決方案是，人類既然已經打開了欲望的潘多拉之盒，就無法再走回頭路，文明發展過程中發生的問題，只有用新的文明來解決。這個態度，不僅僅是應對災害，也適用于所有的社會問題。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法] 讓-雅克·盧梭，鄧冰艷譯，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2015年3月。

美國政治學者朱迪斯?N?史科勒（Judith N. Shklar）認為，里斯本大地震在歐洲引發的人、自然和神的關系的思考，開啟了近代思想的發端。她從政治學的視角指出，任何一個看上去穩定的社會，都可能存在弱者和受害者，為這些弱者和受害者說話，對權力造成的非正義進行質疑和挑戰，這就是政治理論的價值所在。她指出，任何被認為無可抵抗的自然力造成的不幸（misfortune），背后實際上都存在相關人員的過失和不作為。質疑和批判這類人為造成的不公正（injustice），是近代民主主義成長的市民社會的核心?；谏鲜隼斫?，她高度評價康德與盧梭的將自然災害的社會屬性作為考察對象的做法，亦即，世界上并沒有所謂不可回避的悲慘命運，任何不幸都有人類文明自身的原因。由此產生的對現有秩序的創造者和維持者的批判，才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好途徑。

如果說伏爾泰的貢獻是將災因論從神學領域拉回到社會現實的認知，那么康德和盧梭則是建構了災害社會和文明批判的反思性話語。據此思考今天的新冠肺炎事件，我們無疑可以從中汲取豐富的精神資源。

東日本大地震

重思災難責任問題，受害者or共謀者？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地區發生了里氏9級的大地震，這場簡稱為“3?11大地震”的災難，由于地震引發巨大海嘯，海嘯不僅摧毀了東北沿岸地區的大片農田和工廠，奪去了近兩萬人的生命，還破壞了位于福島的核電站的供電系統，導致爐芯冷卻裝置運行中斷，進而引發爐溫過高而發生核泄漏。這次地震-海嘯-核污染造成的連環破壞，程度空前，是日本災害史上損失最為慘重的一次。

日本歷史學家御廚貴指出，無論從受害的深度廣度，還是影響時間之長遠，2011年3月11日發生的東日本大地震都是過去的災害無可比擬的。他認為，以此為標志，1945年8月15日后開始的漫長的“戰后”時代終于結束，日本進入了可以稱之為“災后”的時代。

“3?11大地震”災害現場。

御廚貴認為太平洋戰爭以后，日本就沒有再發生過能夠形成全民體驗的戰爭或者大的災害和事件。而東日本大地震打破了這個局面。這場災害的波及范圍，遠遠超過了東北地區本身，由于福島核電站的事故，日本全國各地都陷入電力、燃油供應不足和空氣中蔓延的核污染的恐懼之中。因此，這次地震對日本人的基本觀念和行動模式產生了巨大沖擊。其中內在的理由是，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推行的發展科學、增加人口、推動經濟高速成長的國策，雖然早已遇到瓶頸，但是日本社會一直沿著原有的慣性滑行至今，而這次巨大的天災加人禍的復合型災害，給日本社會一個很好的契機，能夠實現從戰后到災后的轉變。

重要的變化之一表現在對科學技術的觀念上。以災后重建為例，日本一直奉行的是里斯本大地震時葡萄牙首相龐巴爾侯爵的技術路線，其核心就是不斷推進技術的進步，以技術的革新和發展來彌補舊技術的不足，以此來對抗自然的破壞，保證人類的安全。但是，東日本大地震之后，圍繞災后重建的種種矛盾和對立，這樣的思維定式遇到了挑戰。

在受災最嚴重的東日本氣仙沼唐桑地區，基于未來可能發生的海嘯的強度的精密計算，防災工程專家得出的結論是，必須在海邊修建高十米的堤壩，才能抵御未來可能發生的海嘯。保證住民的安全。它在技術上符合科學基準，而且由國家提供預算，不給住民造成任何負擔。地方官員為了這千載難逢的能從中央政府獲得的大筆預算，不遺余力地制定具體方案。一切看起來都順理成章。但是，這些剛剛從廢墟中站起來的受災者——漁民們卻選擇了拒絕。他們的理由很簡單，他們每天早上起來，第一眼就要看到大海，停在海邊的漁船，就像自己的愛人。他們在海邊看潮漲潮落、聽海鷗的鳴叫，呼吸咸濕的海風，這些日常的感受，構成了他們幸福感的基礎。從生計的角度來說，漁船、漁港、魚貨加工廠、酒吧、飯館、甚至賭場，構成了他們日常生活的全部。

而自古以來這里總是有人因為海嘯、海難、戰爭、疾病死亡，他們在海邊建立慰靈碑、寺院、神社，超度亡靈，祈禱平安。人從來就是生死相依，風險與機會并存，從未設想過有能有百分之百的安全。更不用說犧牲自己的日常生活，去換取抵御千年一遇的海嘯的安全。在他們看來，大海寄托了他們對生活和生命的所有想象和希望，甚至海嘯奪取了他們的財產和親人的生命，他們還是“對大海恨不起來”。拒絕不惜代價的絕對安全，而選擇有風險的幸福，與災害并存，與風險共生，在生命與生活之間找到平衡，是日本人從這次巨大災害中獲得的生活智慧。這對于今后長期可能面臨災害威脅的我們，不無參考意義。

“3?11大地震”災害現場。

民眾主體意識的空前強大，也是東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社會的巨大變化。東日本大地震發生三個月后，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在2011年6月9日的加泰羅尼亞國際獎的頒獎儀式上，以《作為非現實的夢想家》為題發表了講演，村上引用了廣島原子彈爆炸死難者慰靈碑的碑文“請安息吧，過失將永不再犯”為例，提出了當事人責任的問題。這個碑文曾經被批評沒有責任主體，沒有明確到底是“誰”犯的“過失”。村上認為，主語應該有兩個“我們”，一個是作為受害者的“我們”，另一個是作為加害者的“我們”。村上的意思很明確，作為核爆炸的犧牲者，日本人是戰爭的受害者，同時，對于被侵略國家的人民來說，日本人又是加害者。村上以此討論了“3?11地震”造成的福島核電站事故的責任者問題。他說，“對核電站應該嚴加管理，這是政府的責任，但是，為了推進原子能利用的政策，政府降低了安全基準，”村上說，責任雖然在政府，“但是，我們縱容或默認了這種不合理的狀況，從這點而言，我們理應自我批判”。

村上認為，這次核事故標志“日本長年積累并以為自豪的技術能力的神話徹底崩潰”，而讓這種局面成為現實，“是我們日本人的倫理和規范的敗北”，“我們批評電力公司和政府，都理所當然。但是同時，我們也要把矛頭指向我們自己，我們是受害者，同時也是共謀者”。

村上在這里提出的日本全體國民的“共同責任”問題，讓我們聯想起戰后的日本政壇出現的“一億總懺悔”的言論?；适页蓡T東久邇稔彥于1945年8月17日組閣，28日接見記者時說：“在重建日本之際，首先一億國民都必須進行懺悔。”當記者問道日本戰敗的原因時，他說，“我國戰敗的原因是作戰力量的迅速崩潰”，他還舉出戰時日本民眾參與黑市交易的事例說，“國民道德的低下也是敗因之一”，“此時此際，我認為，軍官民、全體國民都應該徹底地反省并懺悔。我相信，全國人民總懺悔是我國進行重建的第一步”。很顯然，這個皇族內閣的首腦，把戰敗的責任歸結于諸如軍力不足，國民沒有積極配合政府等技術性原因，而沒有從道德層面反思戰爭的性質問題。也可以說是一種逃避戰爭責任的“甩鍋”行為，在他的眼中，日本人是天皇治下的“臣民”，而不是“主權在民”意義上的國家意志的主體?！俺济瘛毙枰此嫉?，當然不是決定國家未來的政策制定層面的失誤，而是沒有能夠忠實履行天皇圣諭的失職行為。

在村上視野中的日本國民，當然早已今非昔比，日本市民主體的社會運動，在戰后從來就沒有停止，就反核運動而言，作為唯一受到核武器攻擊過的國家，日本社會一直有反對的聲音，但是，就如村上所說，由于政府和大公司的各種宣傳和利誘，大多數人事實上“默認”了現狀。但是，福島的核事故讓日本人明白了所謂的政商鼓吹的核設施的“安全神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騙局，日本沉寂30多年的反核運動重新興起。據統計，2011年3月11日到第二年的6月，日本就爆發了至少1000次街頭運動。這些街頭運動的內容和目的各異，組織者也有不同的政治背景。但是，這場災難讓廣大日本國民明白，決定國家命運的“國政”，需要每個人具體的參與和關心，而不是聽任權力與資本的擺布。

日本民眾的主體意識在災后重建過程中被喚起和強化的歷史，早在1995年發生的阪神大地震的重建計劃制定過程中就可以看到端倪。阪神大地震之后，各地開始由政府統一協調制定重建規劃，核心人員是城市規劃專家和相關行政部門的官員。神戶市東灘區森南地區的重建過程中，市政當局在地震后的25天，就制定了一個“科學合理”的重建規劃。這個所謂合理的計劃，以居住區間整齊劃一、道路筆直寬闊，公共服務設施分布合理為特征。但是，這個看似“科學合理”的規劃，卻遭到當地居民的抵制和反對。規劃公布之后，當地居民有28000多人聯署，向市政當局提交了一份《森南地區街區重建憲章》，其中寫道：

“阪神大地震一瞬間奪去了眾多人的生命和財產，把我們推向悲痛和窮困的深淵。但是，我們如今已經從廢墟中一步一步走出來，開始重建新生活。為了在廢墟中重建我們自己的社區，全體住民制定了這個《重建社區憲章》。

我們的社區重建，將遵循如下原則：我們社區災前的記憶，是我們的珍貴的財產?，F在，化為廢墟的這個地方，絕不單單是一塊土地，這里埋藏著我們生活的記憶。我們不接受將我們的過去清掃一空的《城市規劃》，我們的目標是，把震前的生活和震亡的80多位居民的記憶，銘刻在心，重建美麗家園?！?/p>

這個憲章表達的核心是“記憶”，其中包括了幸存者和死者的雙重記憶。日本學者寺田匡宏評論說，如果說地震造成了第一次破壞的話，災后行政當局清理廢墟，以重建為名的再造街區，是第二次的破壞。對于居民來說，這里的記憶絕非僅僅是一種情緒上的懷舊。那些經歷過生與死的洗禮，還處在“悲傷和苦難”深淵中的人們，在重建自己家園的時候，首先把記憶的保存作為首要條件提出來，充分說明對他們來說，在和災害對決的極限狀態中，記憶和歷史，應該成為他們未來生活空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個記憶，將成為他們邁向未來的基石。

唐山大地震

從公共記憶到個體記憶的進化

在中國的災害史上，1976年發生的唐山大地震的“災后”，可以說是最為漫長，其在社會文化上的意義也是最值得關注的。2006年、2010年、2013年，三部同樣以《唐山大地震》為題目的影視作品問世，其中馮小剛于2010年執導的《唐山大地震》，不但在國內票房不菲，而且被翻譯成為日語，成為少數能在日本主要院線上映的中國影片。2016年7月28日，國家領導人依照慣例，親赴唐山參加地震四十周年紀念儀式。這足以表明，唐山大地震雖然已經過去了多年，但我們今天依然處在這個漫長的“災后”之中。

2010年，馮小剛導演的電影《唐山大地震》劇照。

唐山大地震發生于1976年7月28日3時，震級7.8級，地震中死亡24.2萬余人，重傷16.4萬余人，輕傷者不計其數。唐山大地震發生的1976年，也是中國政治地震的一年，這一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四人幫”被捕，第二年鄧小平復出，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目不暇接的變化，讓人一時無暇顧及這場災難。直到震后第8年1984年，唐山市政府決定建造唐山抗震紀念碑，這座建在市中心的紀念碑高聳入云，主碑碑座高3米，碑身高30米，主體上端造型有四個收縮口，象征人定勝天。碑身四周高1.5米處，為8幅花崗巖浮雕，浮雕主要描述地震災害和抗震救災的場面。在碑身高8.5米處鑲有一塊不銹鋼匾額，上面刻著“唐山抗震紀念碑”七個大字。 

直接表達這個空間意義的是紀念碑的碑文。唐山抗震紀念碑碑文共866字，這段碑文的內容先概述地震經過，然后是唐山人民的自救，在政府以及全國人民的支援下，唐山迅速恢復重建。最后，文章重點著落在如下結論:“中國共產黨英明偉大，社會主義制度無比優越，人民解放軍忠貞可靠，自主命運之人民不可折服?！痹谧詈?，表明了矗立此碑的目的在于，“告慰震亡親人，旌表獻身英烈，鼓舞當代人民，教育后世子孫”。

唐山抗震紀念碑廣場。

從1986年開始，每相隔十年，在這個抗震紀念碑的紀念廣場上，國家領導人都會出席一個盛大的紀念儀式，在這里，24萬死者是作為一個整體被祭祀和紀念的。也就是說，24萬死難的同胞被看作是“我們”——“全體中國人”這個民族共同體的一部分，他們的死，被理解為如同我們一部分的喪失。如此，在紀念碑廣場中、在紀念碑前、在紀念館里，在公祭儀式上，追悼者通過對不幸遭遇的共情，相互產生連帶意識，從而使失去親人的孤獨得到部分的消解，心靈的創傷得到慰藉。這可以說是公共祭祀的意義所在。

但是，在唐山之后發生的故事，讓我們開始理解災害記憶的另一個面相，在每年的7月28號晚上，唐山的很多十字路口，都可以看到有人在燒紙，網絡上有如下留言：“(7月28日)早上出門，只見所有的十字街頭都是紙灰！老唐山告訴我們，那是半夜親屬在燒紙錢給去世的親人，因為當時根本不知道親人埋在哪里了，只能判斷當時運尸體的軍車是往哪個方向走的，然后每年就在路經的十字路口上燒紙錢，以慰哀思?！?/p>

從這個現象看，我們不難理解，官方的紀念空間和紀念儀式雖然解決了作為公共事件處理的災害記憶問題，但因為對一個具體的人來說，他們失去的不是抽象的二十四萬分之一，而是不可替代的唯一的存在。他們是慈愛的父母，可愛的兒女、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等。他們有自己的情感、生活、社交圈、人生理想。對于每個人來說，他們都擁有一個生命的全部故事。每個人都是一個世界，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因此，他們的死的紀念與記憶也不是完全可以用一個數字、一個公共儀式所能包容的。他們需要個人化的、屬于自己的祭祀和紀念。而矗立在唐山市中心的那個抗震紀念碑，無疑無法滿足死者家屬的這種個性化需求，他們需要“看見”、“聽見”、“觸摸”已經逝去的親人。來確認家人生與死之間的聯系，完成身份的自我認同，維系家族親情的紐帶。

終于，在2006年初，唐山市政府決定出資修建一座免費的紀念墻，并決定在南湖建立唐山地震遺址紀念公園。新的紀念墻于2008年7月28日正式竣工。所有遇難者家屬只需提出申請，經過簡單的驗證手續，就可免費在紀念墻上鐫刻亡故親人的名字。這座紀念碑將對災難的紀念從24萬死亡人數這個集合數字的記憶方式，轉換到將每一個具體的人名刻印在墻上，讓死者家屬可見可觸，這種對人的個體性的尊重的記憶方式，應該說是中國社會的巨大進步。 

唐山地震遺址紀念公園的紀念墻上，刻滿了地震遇難者的名字。

從里斯本大地震開始，人類經歷了從宗教性的災害觀轉向科學認知自然，進而對人類文明自身進行反思的思想進程；東日本大地震之后，人們開始對科學技術的價值與生命意義的關系進行了重新反思和評價，并推進了民眾自我啟發，自我管理的社會進程。而唐山大地震的“災后”，則給我們呈現出中國四十多年來國家權力和社會心理逐漸“人性化”進程的圖景。由此，我們或可不必把災害解釋為“天譴”，但是可以當作一次“天啟”。災害在造成破壞的同時，也成為社會進步的推進器。

日本學者吉見俊哉以奧林匹克的口號為題，表達了日本社會對自身發展愿景的變化，他說，如果說1964年東京奧運會的口號是“更高、更快、更強”的話，那么經過了半個世紀的日本，即將舉行的第二次奧運會的目標應該是“更快樂、更溫柔、更持久”。

吉見的這個思考，對于經歷了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多年高速發展的中國不無借鑒。這次新冠肺炎事件雖然給全人類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但是，我們也一定能夠浴火重生，讓這次災后的中國和世界變得“更人性、更寬容、更幸福”。

編輯：李耀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