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九’反‘掃蕩’戰役，要從235個無名烈士墳塋和一個有名烈士墓說起……” 　　

8月，作家柏川應邀到市圖書館參加“銘史勵志文脈長存”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主題活動。他捐贈了6冊自己編寫的《絕地突圍四·二九》，豐富圖書館館藏，還詳細解讀戰役背景、激烈戰況及深遠意義，用鮮活史料和感人故事，帶領現場讀者銘記革命歷史、傳承紅色血脈。

而這，不過是柏川致力于弘揚衡水紅色文化的一抹剪影。

柏川向衡水圖書館采訪者講述“四·二九反掃蕩”經過

柏川本名劉子海，是當代作家、資深記者，退休前就職于衡水日報社。他在文學創作領域涉獵廣泛，成果豐碩，涵蓋雜文、報告文學、詩歌辭賦等多種體裁，出版有《大地采風錄》《臺城星火》等多部作品。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兩部紅色紀實文學，《中共第一個農村支部》獲河北省文藝振興獎、“五個一工程”獎，《絕地突圍四·二九》為精校再版并入選河北省2023文學榜散文榜，均被改編為電影、戲曲等，影響廣泛。 　

“這兩部紅色著作，可以說是因緣際會，也可以說是勢在必行……”柏川眼神悠遠。書桌上，除了十幾冊著作，還有摞得高高的各類寫作資料。 　

自小學二年級，被老師夸贊造句“意境遠、天賦高”起，柏川就有了一顆“尚文”之心；參軍入黨時，他也是戰友們公認的“筆桿子”；退役后，幾番輾轉最終進入報社執筆從文。工作期間，柏川以熱愛、堅持、毅力走出了一條不斷“破格”的成功之路，收獲了無數讀者的喜愛，成為衡水日報社獨當一面的“臺柱子”。 　

2004年，全國各地的“紅色旅游熱”持續升溫，中共衡水市委適時部署了“以臺城特支為契機，宣傳紅色旅游，發掘光榮傳統”的工作任務。當被單位領導欽點擔當此項任務時，具有深厚文字功底和求新態度的柏川語出驚人：“我搞一個中篇連載，怎么樣？”無他，“將小事寫大”是他的一貫追求。 　

彼時，距接受李大釗委派的弓仲韜創建“兩個第一”的歷程，已經度過了80多年的歲月，許多知情者早已作古，弓仲韜本人也已于40年前溘然長逝，許多珍貴資料隨著歲月湮滅。想生動再現當年那段如火如荼的歲月，無異于大海撈針。

柏川“廣撒網、深撈魚、細烹調”，不僅足跡深入臺城，更是三次遠赴哈爾濱尋訪弓仲韜后人，去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保定市委黨史辦、安平縣臺城村、安平縣黨史辦等地廣泛搜集資料，精心整理創作成篇。僅七天，三篇各1500字左右的稿件便創作完成。

2004年8月，中篇紀實文學《臺城星火》在《衡水日報》連載，而后結集成書，也為2012年創作中篇紀實文學《中共第一個農村支部》打下堅實基礎。 　

在柏川的細細尋訪下，書中許多資料均為首次公布于眾。“在數千里的輾轉奔波中，我掌握了很多一手資料。弓仲韜在白色恐怖下開展革命斗爭的記錄、由著名畫家古一舟繪制的弓仲韜畫像……”柏川坦言，僅首次哈爾濱之行，就為《臺城星火》的寫作儲備了豐富的“糧草輜重”。 　

此書的出版發行，填補了史料方面的空白，發掘了一些塵封的歷史和失落的記憶，也為打造衡水紅色旅游文化作出了有益嘗試。 　

一腔熱血，自此燃燒不息。 　

柏川采訪102歲抗戰老兵李林昌時留影

2005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柏川以記者的敏感和作家的良知，奔走于城鄉，尋訪已是垂暮之年的親歷者，搜集第一手資料，在《衡水日報》連載30多期而后結集成書《烽火硝煙四·二九》。自此，1942年冀南“四·二九”反“掃蕩”中，冀南抗日軍民在今故城縣南部，用“小米加步槍”突破擁有飛機、大炮、汽車、坦克、裝甲車的日軍包圍圈的一場鏖戰，被挖掘、記錄、弘揚。 　

2022年夏，紅色電影《浴血突圍1942》開機，引發了關于“四·二九”反“掃蕩”的熱門話題，各方的關注、支持和協助也激發柏川再創作完成了《絕地突圍四·二九》。對《烽火硝煙四·二九》架構進行了較大改動，增添了黨史和軍史的最新研究成果資料，以及新近發掘出的烈士遺骸情況，以史學的嚴謹、紀實與文學結合的筆法，全景式、多維度描繪出那場極為殘酷悲壯的反“掃蕩”突圍戰和其中驚心動魄的感人故事。 　

文字的力量，在于記錄，在于傳承。 　

無可諱言，柏川的兩部紅色著作，在發掘塵封歷史、弘揚紅色文化、打造地域文化上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多年來，《臺城星火》一書被改編成電影《臺城1923》、河北梆子《火種》、評劇《臺城星火》等戲劇影視作品，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臺城星火”一詞被廣為傳頌，已經成為安平縣乃至衡水市一張靚麗的紅色名片。 　

柏川的退休生活，依舊一顆紅心、筆耕不輟。 　

他數次應邀參與活動，贈送、分享紅色著作的創作故事，傳承紅色精神。2016年，在《河北日報》發表整版文章《弓仲韜點燃北方農運的星星之火》；2022年，撰寫以尋找失蹤80余年的抗日先烈劉振營犧牲地和埋葬處為背景的紀實散文《遲來的告慰》，創作紀實散文《誰指揮打響了抗美援朝第一槍》；當下，正忙于撰寫以102歲抗戰老兵李林昌為原型的紀實文學《老兵未凋零》…… 　

受邀主編《武官寨鎮志》時，柏川也不忘在浩繁的史料中，挖掘出4位省級勞模、15名南下干部、13名革命烈士，填補了當地志書記載空白，在策劃鎮志內容上也創新性設置了“紅色記憶”一編。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不用揚鞭自奮蹄。

在柏川的一部部著作里，鐫刻的不僅是個人創作的豐碑，更是一個民族集體記憶的修復工程。生于1952年的柏川用事實證明：紅色文化的生命力，從來不只于文字的厚度，而在人心深處的溫度；革命精神的當代價值，恰需這般以文載道、以文化人的執著追尋。

如今，“臺城星火終燎原，四·二九火種不絕”，而柏川作為執炬者依然在跋涉——以腳步不斷尋找被時光掩埋的歷史真相，以筆墨為下一個歷史現場存檔。這種始終“未完成”的姿態，恰是對紅色文化基因的最生動詮釋：傳承不是復刻過去，而是讓永恒的精神在每一個時代找到新的言說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