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學老師張俊才先生保存的前輩學人書札中，除了錢鍾書、陳子展、任訪秋、鄭朝宗諸先生的多封信札外，還有一封信也頗有意義，值得介紹。這就是新中國成立后曾長期擔任上海圖書館館長的顧廷龍先生寫給他的回信。而他們倆人之所以有書信往還，同樣是緣于《林紓研究資料》的編選。

眾所周知，在近現代文化名人中，林紓首先是以翻譯家、古文家、小說家和詩人名世的。正因為如此，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林紓僅僅是一位文學家。但是，在編選《林紓研究資料》的過程中，我的老師張俊才先生越來越深切地感到，林紓不僅是一位文學家，也是一位有著重要成就和影響的國畫家。據林紓弟子朱羲胄編《林畏廬先生年譜》，林紓青年時期曾師從福州著名畫家陳文臺學習繪畫，陳文臺稱林紓的繪畫“能不局于成法也”。林紓后來也曾回憶說自己二十至三十歲之間，“一日未嘗去書，亦未嘗輟筆不畫，自計果以明日死者，而今日固飽讀吾書且以畫自怡也。”林紓五十歲以后移居北京，受聘為京師大學堂教習，這樣，教書、寫作、繪畫便成為林紓在京謀生的三大基本手段。林紓的同鄉好友、近代宋詩派的重要詩人陳衍曾戲稱林紓的畫室為“造幣廠”，謂其動筆即能得錢。據說，在上個世紀20年代的北京畫壇上，林紓是唯一可與齊白石并肩的畫家。他們二人私交也好，一般人都認為，和齊白石相比，林紓的畫“文人畫”特色要更勝一籌。林紓晚年，鑒于時局動蕩，他情緒不好，便常常閉戶不出，以繪畫排遣郁悶。其《畏廬詩存》中有這樣一段話：“比月以來，寫大屏巨幛四十余軸，出入山樵、梅花道人間，微有所得。倦枕成夢，均在蒼巖翠壁之下，或長溪煙靄中。松篁互影，不知所窮。仿佛泰山、石鼓、西溪、方廣諸勝。”（按：山樵指元代畫家王蒙。王號黃鶴山樵；元代另一畫家吳鎮號梅花道人。王、吳與黃公望、倪瓚合稱“元四大家”）林紓確實能詩善畫，其《畏廬詩存》中收有較多的題畫詩。近人寒光在其1935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林琴南》一書中認為：“綜括林氏的詩來說，自是極成功的。他那種清疏淡遠的詩格，尤極合于題畫，真可謂相得益彰，所以全部的詩自當以題畫詩最好。”總之，在了解到上述情況后，張老師和他的導師薛綏之先生都認為，他們編選的《林紓研究資料》不能只反映林紓作為文學家的一面，對于林紓作為著名國畫家的一面也應該有所反映。

但是，要反映林紓作為著名國畫家的一面卻相當不易。或許是由于林紓的文名太盛，因此一般的研究者就都只關注他文學方面的成就；或許是由于畫作不易流傳，林紓的畫作據說傳世也不少，但畢竟不能像林譯小說那樣為廣大書畫愛好者所知；或者是那個時代以繪畫為對象的藝術研究還不太興盛?？傊^為全面的有一定深度和理論水平的林紓繪畫研究成果卻始終未能收集到。張老師對此頗感失望，所幸他在國家圖書館查出并借閱了與林紓繪畫有關的兩種書。一種是1925年12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畏廬遺跡》，共2集，每集收林紓山水畫14幀（據說，就在林紓的這兩冊畫集出版的前后，江南著名畫家吳昌碩和商務印書館張元濟等人還在上海舉辦了“畏廬遺畫展覽”。林紓1924年逝世，故稱“遺畫”“遺跡”）《畏廬遺跡》雖非研究林紓繪畫的成果，但人們畢竟可以通過這兩冊畫集一睹林紓繪畫的風采了。另一種是1935年10月由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引得校印所印行的《春覺齋論畫遺稿》。這是林紓的一部畫論。林紓曾有一部著名的文論，初名《春覺齋論文》，后易名為《畏廬論文》多次出版，有的學者贊其為“桐城派文論的集大成者”?！洞河X齋論文》和《春覺齋論畫》堪稱林紓一生文藝理論著述的雙璧，彰顯出了一個“能詩善畫”的近代文化名人獨有的風采。當然，《春覺齋論畫》也只是林紓本人的繪畫理論著述而非評論林紓繪畫的研究著述，但這部畫論出版時有一篇重要的《后記》，是由這部畫論的整理者、標點者顧廷龍先生撰寫的。顧先生當時正任職于燕京大學圖書館，在這篇《后記》中顧先生不僅簡介了林紓這部畫論的出版經過，而且對林紓的繪畫理論、繪畫藝術都有簡要、精當的評論。正因為這樣，張老師和他的導師薛綏之先生商議后，決定將顧先生寫的這篇《后記》收入《林紓研究資料》之中，一方面固然是想補救研究林紓繪畫成果嚴重不足的缺憾，但另一方面則是想通過此文使林紓“能詩善畫”的特點為更多的人所知并進而推動此一方面的研究。商定后，張老師就給顧先生去信說明了情況，同時表示自己稍后也想到上海圖書館去查閱資料，期望得到顧先生的幫助，于是得到了顧先生的回信：

俊才同志：

手示敬悉。

《春覺齋論畫》，1935年我在燕京大學圖書館工作，購及論畫稿本，因建議排印，以廣流傳。當時寫了一篇短跋以述經過。迄今四十多年，論畫曾刊何報已不復省憶矣。

引得校印所是燕京大學引得編纂處所辦的印刷工廠。主要為印“引得”而設。引得即索引。

我館參考閱覽，一般有學生證（大學三年）即可。

匆復，即頌

進步。

顧廷龍，5月4日

顧先生的回信僅161字，但字里行間卻盡顯顧先生對事認真、對人謙和的老一輩學者風范。顧先生生于1904年，蘇州唯亭人，與我國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同宗，是我國當代著名的圖書館學家、古籍版本學家、目錄學家和書法家。上個世紀30年代初，顧先生畢業于燕京大學研究院國文系，獲文學碩士學位。之后即投身于圖書館事業，擔任燕京大學圖書館采訪部主任。盧溝橋事變發生之后，顧先生擔心他的故鄉江南文物將會遭到日本侵略者擄掠，毅然辭職回滬，與張元濟、葉景葵等江南名流創辦了私立合眾圖書館，藉以保存瀕臨毀滅的文獻典籍。新中國成立之初，他將自己十余年來收集的合眾圖書館近30萬冊古籍及近代中外珍貴文獻悉數捐獻給國家。顧先生畢生致力于家譜、朱卷、日記、手札、專人檔案資料及古籍稿本、批校本與革命文獻的搶救與收集。他曾從造紙廠收購的廢紙堆中搶救出數以萬計的家譜文獻，收集到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毛澤東《國民運動叢書》等早期革命書刊近百種。顧先生執掌上海圖書館后，最早提出“孤本不孤”的印書計劃，主持了宋刻《唐鑒》《韻語陽秋》等30余種館藏珍貴孤本的編印工作，使之公諸于世。顯而易見，顧先生的一生都在努力發揮自己的專業所長和影響，致力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庚續和流傳。就此而言，林紓的《春覺齋論畫》稿本得遇顧先生并經由顧先生之手出版傳世，實在也是一種幸運和緣分啊！

1935年，顧廷龍先生經手出版林紓的《春覺齋論畫》，目的是希望林紓在繪畫方面的“遺文墜稿，得以流傳”。1982年，我的老師和他的導師薛綏之先生在編選《林紓研究資料》時決定收入顧廷龍先生在出版《春覺齋論畫》時寫的《后記》，目的是使林紓作為清末民初著名繪畫家的一面也為世人所知并得到相應的研究，現在看來他們的愿望都開始得到實現。僅就本人所知，2014年商務印書館曾與福建工程學院在北京聯合舉辦了“林紓書畫展”，商務印書館還與中國書店合作出版了多達300余頁的大開本《林紓書畫集》，顧廷龍先生最先整理、標點的《春覺齋論畫》也赫然收入其中。而據有關方面信息，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內多所高校的藝術學專業都有研究生在以林紓書畫研究為題撰寫學位論文。可以這樣說，林紓研究中翻譯和文學研究一股獨大的局面正在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