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吳行盡千山水，猶道桐廬更清美。”2019年初春，我乘車自杭州去千島湖，出錢塘，過富陽，經桐廬，行建德，抵淳安，讀著一路的地名牌，我惘然步入了一幅墨香四溢的詩書畫卷之中。

那年我四十七歲。而在七百年前的延祐二年，四十七歲的黃子久卻被投進了監獄。更為悲催的是，在其入獄之時，熟讀經史的他苦盼幾十年被元廷中斷的科舉制度恢復了。可他身陷囹圄，喪失了報名參考的資格。而他入獄的原因如《錄鬼簿》所記，竟然是“有事論經理田糧，獲直，后在京為權豪所中”。工作中不違背良心，說了幾句真心話，得罪權貴，從而失去了人身自由。三年之后，他刑滿獲釋，求職不成，浪跡杭州，以道袍裹身，賣卜鬻畫為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生五十，顛沛流離，黃子久以一個失敗落拓者的形象一步步來到了富春江邊，斯人大任，天意如此。

明代李日華的《六研齋筆記》如此記錄了他在富春江邊的行為表現。“黃子久終日只在荒山亂石叢木深筱中坐，意態忽忽，人莫測其所為。又居泖中通海處，看激流轟浪，風雨驟至，雖水怪悲詫，亦不顧。”意態忽忽，枯坐亂石，激流成浪，風雨如磐，這既可看作是對山川自然的感悟與體驗，又可理解為道教的苦行修煉。兩者相輔相承，共同促成了他思想方式、生活態度與生命道路的重新選擇。富春江邊，他看似等待，實則是在尋找，在發現。

東漢初年的嚴子陵從釣臺緩緩起身策杖而來。這位漢光武帝劉秀的忘年交本名莊光，后因避漢明帝劉莊名諱，被賜姓嚴（《論語·為政篇》集注云：莊，嚴也）。在長安太學里，嚴子陵身為學長，對孤苦無依的小弟劉秀青眼有加。二人曾同游灞陵，于驛站八角亭中，劉秀面對王莽的一篇辭頌，發出了“我劉家王朝能否中興”的慨嘆，讓嚴子陵相信自己慧眼識人。建武元年，劉秀建立東漢政權，好友嚴子陵竟然在他身邊瞬間消失。他思賢心切，國內發布通告按圖索人，五年后終于有人發現他澤中披裘垂釣，三延而至洛陽。二人同睡，嚴光故意將腳擱置在皇帝的肚皮之上。翌日早朝，便有太史奏告“客星沖犯帝座”。政治之險惡，他直接彩排給皇帝觀看。“早知閑腳無伸處，只合青山臥白云。”他拂衣而去，深藏富春山水。釣臺上一坐千年，石筍西東，溪水潺湲。從此，富春江擁有了自己獨立于天地之間的精神內核。

南朝吳均乘一葉扁舟自富陽溯流而上。“風煙俱凈，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與朱元思書》任意拿出一句，都是山水文字的妙筆。吳均好學有俊才，文體清拔，古氣盎然，開創一代文風，時稱“吳均體”。可南朝幾代，一百六十九年共歷二十四帝，君臣皆有朝不保夕之虞，政治生態極度紊亂，更迭頻仍，動蕩不安。眾多知識分子潔身自愛，只能寄情山水來排遣心中苦悶。“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因為嚴子陵的存在，吳均一管清流選擇了美不勝收的富春江。一封簡短的信箋讓富春山水的美得以千年流傳。

大宋名臣范仲淹以貶謫之身前來睦州，重建破敗不堪的嚴光祠。在《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末尾有名句曰：“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范仲淹對此次修繕極為重視，他在與朋友的通信中多處提及，施工過程力求完美。祠堂落成之時，他專門請來會稽僧人為嚴子陵畫像，親自向大書法家邵疏求字，上述引用的那篇后記他更是盡心運筆，親力親為。嚴先生高風之明燈，在歷經千年之后，又一次被范仲淹的如椽大筆奮然撥亮。從富春江畔，范文忠公一身正氣，文支武絀，逐步走向大宋權力中樞，開啟慶歷新政，試用一己之力挽回日下江河。改良失敗之后，他不戀權柄，斬斷名利，心向江湖，在《岳陽樓記》中一吐“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宏闊誓言。嚴子陵之后，為華夏知識分子樹立起又一座難以企及的精神標高。

在這一枚燈火的指引下，黃子久發現了富春江千年流傳的美妙，找到了富春江自由高蹈的魂魄。他默然從隨身攜帶的布袋里掏出畫筆，而為了這個如此輕巧的動作，他在富春江邊一坐整整三十年。《富春山圖》創稿為元至正七年，此時黃子久八十歲。至正十年竣稿，又三年逝。五十年生活磨礪身心，三十年江邊沉淀靈魂，一千一百八十多個日夜描摹一幅畫作，畫成三年而逝。思接圣賢，往來天地，位居“元四大家”之首的黃公望是用生命創作了如星空北斗般的《富春山圖》。這幅畫的創作可謂奇跡，它后來的命運則更為傳奇。此畫本為師弟鄭樗（號無用上人）所繪，四百年后從民間輾轉入宮，被附庸風雅、以假當真的乾隆帝一題再題，還在畫名中硬塞入一個“居”字，從而產生歧義。因中間有“焚畫殉葬”之故，畫被燒為兩截，各自流傳。如今以《無用師卷》和《剩山圖》分別珍存于臺北故宮博物院和浙江省博物館。

“松柏本孤直，難為桃李顏。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將客星隱，心與浮云閑。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按著以詩致敬的體量計算，嚴光大體可以排位在隱逸名士陶淵明之前。唐代詩人中向嚴子陵表達敬意的就達七十多位，知名者如李白、孟浩然、白居易、孟郊、劉長卿、杜牧。更早可追溯到南北朝謝靈運、沈約等人。宋代除范仲淹外，后來致敬者不乏司馬光、王安石、蘇軾、李清照等政治家兼詩詞達人。這些詩詞無不借著對富春山水美景的贊嘆，道出了對嚴先生高風亮節的景仰之情。可翻看以上名人錄，又會發現，他們極少有人舍得如黃子久那樣以生命致敬，最終在名利場中無奈翻滾一生。不知果真見到嚴光先生，他們會是何等心情？

“君因卿相隱，我為名利來。羞見先生面，黃昏過釣臺。”元人趙壁《過釣臺》提醒我，心地雜草未刈，尚無拜見先生的資格。那年初春，我未敢駐車桐廬，貿然晉謁。我期待著自己終有一天再回到富春山水的畫卷之中，于七里瀨的釣臺之上，朝著嚴光披裘垂釣的身影肅然深揖。他的身旁，有范文忠公，有大癡子久。彼時節，江天一碧，猿啼蟬鳴，清風徐來，肺腑若滌。

作者：賈九峰  編輯：李耀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