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來年前，我寫散文《華克放》，記述對下放我村一個教授的印象。
構思這篇小文的初衷，主要想寫出鄉親們的淳樸、寬厚和善良。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北京國際關系學院的教職員工被遣到饒陽農村接受“改造”，我們這個偏遠村莊就來了二十多名。而三十多歲的女教師華克放恰好派到我家所在的第七小隊。
我的母親那時任婦女隊長，天天帶女勞力干活兒，所以能和奉命“鍛煉改造”的華克放朝夕相處，對我講過不少人們對華克放關心照顧的軼事。比如割麥，人們搶著幫她磨鐮，還要叫她占那些缺苗斷壟之處；栽種紅薯，最累的活兒是擔水，人們就只派她埋秧捂坑；秋季大田多是玉米，為拉運方便，中間往往種一溜早熟作物留為車道。收玉米時，每人肩背一筐，筐滿后再倒入車道的棒堆。這樣挨車道的幾壟稍可取巧，掰下棒子能順手扔上棒堆，少受一點肩負之累。過去人們都起哄爭搶這幾壟。但自華克放一來，人們都突然變得“溫良恭儉讓”起來，每到地頭一站，都紛紛說：“這幾壟讓克放占！”
那時糧食產量低，人們吃不飽，分配時總是按人勞比例過秤分堆。隊長登麥爺處事公平，精打細算，管理十分嚴格。華克放是商品糧，按說不應參加分配。但無論玉米黃豆，還是花生紅薯，每次開秤前，登麥爺總要先吆喝一聲：“來倆手腳麻利的，給克放送兩筐嘗嘗！”饑腸轆轆的社員們不僅毫無怨言，還你爭我搶做此“好事”，套套近乎。
我寫《華克放》，也是回憶懵懂青春時期對文化的崇拜和敬仰。我當時正上農中，沒有升學機會，又一度受“讀書無用論”的影響，所以總想休學回村勞動。母親為阻止我退學，開始拿隊上的會計舉例：“你在校里學學珠算，當個會計弄賬，哪月也能歇幾天。”“國關”的教師來村后，母親又比方華克放給我鼓勁兒，屢次說：“讀書多的人，不光懂事理，說話都好聽。你看人家華克放，就是現在走背字兒，人們還是打心里敬著！”
學校停課后我也到隊上勞動，悄悄觀察過華克放，從言談舉止中確實感覺到她的與眾不同。是優雅知性的風韻，還是雍容高貴的氣質？雖然說不清楚，但對長期封閉的鄉親卻產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那些平常流里流氣滿嘴臟話的小伙子們收斂了許多，有時還當著華克放說點“字兒話”。而那些大姑娘小媳婦則把她當成了偶像。她一頭齊耳短發，樸素干練，按說也算平常發型，但年輕女人們都羨慕模仿，長辮都剪掉，短辮都放開，一律都成短發，還有人起名曰“克放頭”。登麥爺風趣地說：“克放是來接受改造的，這究竟算誰改造誰呀？”
我受到的“改造”，是增添了讀書的興趣，有時甚至異想天開做過大學之夢。當時我想，要考大學就考“國關”，就當華克放的學生。幾十年后，兒女高考都超重點線，填報志愿征求意見，我不假思索地說：“報國際關系學院！”但河北的招生簡章上卻找不到，一般本科沒有，提前批也沒有。莫非此校有何特殊要求，還是招生有地域限制，直到現在不得而知。
《華克放》一文被華克放看到純屬偶然。
她一個供職省安全廳的張姓學生到衡水出差，恰好看到發出此文的報紙副刊，于是該生把報紙送到了北京。
華克放看到報紙非常激動，叫該生專程赴饒找我一次。因我外出未能見面，他就想法找到我的電話，鄭重轉達了華老師的意思。原來華克放對東里滿的鄉親印象極深，至今還記得那個叫登麥的隊長，并表示有機會到村回訪。人家雖然對作者名字毫無印象，但對我寫她也很高興，誠邀我有機會家中做客。這個學生為便于聯系，還把華老師家中座機和手機號碼信息告之。
這次通話，才讓我了解到華老師的身世和一些背景。原來她是著名諜報英雄華明之和沈安娜的女兒。尤其是沈安娜，十幾年在蔣介石身邊擔任速記員，被我黨稱為“按住蔣介石脈搏的人”。因了她機智勇敢的成功潛伏，很多國民黨上層的絕密計劃和軍事部署，往往蔣軍官兵尚毫不知情，卻早已飛到我黨我軍領導人的案頭。看來我是在無意中寫了一個不同尋常的人物。
那天我對張姓同學說，如果華老師回饒訪舊，我一定負責服務接待。只是村中老人多已不在，隊長登麥也過世多年。
那年母親尚健在。我回家談起此事，母親說：“克放也快八十了，再見著也不認識了。”接著又突然問我：“克放有幾個孩子？”對此事我自然不知。母親卻嘆息一聲說：“當時克放有個小孩，總和我們說想再生一個。可她男人在外國大使館，回國一趟挺難，她又常年在咱村干活受罪。真不容易呀！”
這篇散文見報后，也受到一些文友關注。我的老同學何書垛說：“有個細節你該寫。咱倆到饒中找過華克放，還給咱們切了一個西瓜。”我和書垛年輕時癡迷寫作，四處求師。有一次到縣革委宣傳組送詩稿，聽說從村里撤出的“國關”教師住在饒中，我們想在寫作上求得指教，確實冒昧找過華老師一次。她當時非常熱情，對我們說了一些鼓勵的話，具體內容卻早已淡忘，吃瓜之事也印象模糊了。
近年來偶爾在京暫住，我多次萌動過拜訪華克放的想法。但幾經猶豫，還是沒有按過那張姓同學告之的電話號碼。盡管這號碼我一直記在隨身攜帶的本子上。
對于一個飽經滄桑的耄耋老者，還是不要輕易打擾人家的平靜生活吧。
作者：何同桂 編輯：李耀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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