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汝綸為文擅長議論，邏輯嚴密，為學折中漢宋，博采眾家，于《周易》《尚書》用力最勤，被時人譽為“海內(nèi)大師”、“古文宗匠”、“文章宗匠”、“古文大家”等美稱。作為桐城派晚期宗師，他身處變局當中，沒有固步自封，而是積極探求，廣覽西學，“譯行海外之奇書，新出之政聞”、“無不廣覽而周咨”。據(jù)施培毅統(tǒng)計，見于吳汝綸記錄的西書書目就有60余種。西國名士、日本儒者，謁見吳汝綸于蓮池書院后，無不欣然推服，贊為“東方第一人”，他的日本學生早川新次直接譽其為“方今東方儒林最有開化之思想者”。

吳汝綸少年除去受父祖耳提面命習作外，早歲遍訪鄉(xiāng)賢,縱情家鄉(xiāng)山水，受桐城遺風熏陶最深。其為孔憲彝（1808年-1863年）文集作序時，自云“汝綸竊自維念,幸生桐城,自少讀姚氏書”、“桐城之言古文，自方侍郎、劉教諭、姚郎中,世所稱‘天下文章在桐城’者也”。

吳汝綸不輕易拜師，稱為師者五人，“薛師”、“周師”為吳汝綸江南座師。“薛師”薛云錦故后，其孫薛紹彬，字瀛仙者，家道中落，曾被吳汝綸糾合同年集資為其捐官典史。“周師”即周星譽，光緒二十四年，其弟周星詒因舊案坐贓被逮，吳汝綸為之致函胡聘之等當時要員。

寶鋆(1807年-1891年)，字佩蘅，索綽絡氏，滿洲鑲白旗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洋務運動的主要領(lǐng)導者之一，同治中興其功不可沒，光緒年間曾任武英殿大學士。吳元甲（吳汝綸之父）早年游學京師，曾在其幕下抄寫文案，寶鋆是吳汝綸乙丑會試的座師，光緒十三年，吳汝綸通過座師寶鋆舉薦其弟吳汝繩補汶上知縣。

同治三年十一月吳汝綸首次拜見座師曾國藩，翌年十月十五日于回鄉(xiāng)途中再次拜見正在徐州督師剿捻的曾國藩。曾國藩日記記道：十七日“請孫育均、吳汝綸小宴”，二十二日“與吳汝綸談最久”。曾國藩對他的學問很是欣賞，得知吳汝綸系其父吳元甲“一手所教成”，遂決定聘吳元甲教授次子曾紀鴻和二女婿陳松生，最后終因曾紀鴻志在數(shù)學、陳松生生性頑劣，吳元甲“不樂久處，未幾遂辭去”。同治五年四月，吳汝綸單身赴濟寧軍營，二十九日曾國藩日記記道，“吳汝綸自桐城來，久談”；三十日，“請子密、摯甫等中飯”；五月十五日“傍夕，與吳摯甫一談”。曾國藩自此日記用“一談”，不以客禮對待吳汝綸，應該視為兩人師徒關(guān)系確立。

曾國藩“力挺桐城”，當此亂局追求經(jīng)世致用，這與吳汝綸殿試時制策中主張契合，當時桐城學者薛福成、郭嵩燾、王闿運、方宗誠都在曾國藩幕中，曾氏儼然桐城領(lǐng)袖，吳汝綸拜入門下自在情理之中。吳汝綸在幕中按照曾國藩指點，專心讀書，多作古文，并授其古文義法。尤為重要的是，他在協(xié)助曾氏辦理軍務洋務中得到歷練，這為后來主政深州、冀州時的干練打下了堅實基礎(chǔ)。居幕五年，曾國藩三次保薦吳汝綸，同治九年，吳汝綸改官直隸，最后出任深州知州。

相對于從“恩師”曾國藩受古文法，而“傅相”李鴻章對吳汝綸指導更多的是在洋務實業(yè)方面。曾國藩說李鴻章是拼命做官，在滿朝顓蒙，李鴻章支撐危局數(shù)十年，實屬不易。日本伊藤博文認為他是“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慈禧太后視其為“再造玄黃之人”。

吳汝綸有對在曾李二幕所獲的記述:“吾壯時佐曾文正幕,四十以后佐李文忠幕,遭際亦幸矣。然佐曾公時,日有進益,而在李公幕十余年,則故我依然。何者？蓋曾公每辦一事,無適莫心,無人己見,但詳告事由,命諸同仁各擬一稿以進,擇其最善者用之,且遍告曰:某君文佳。倘皆不合,始出己文。如有勝己者,則曰:吾初意云云,今某君文勝吾,吾用之矣。即將己稿棄去。于是人爭濯磨。事理愈細,文思愈精。李公則不然,每辦一事,必出己意,日:吾欲云云。合其意者用之,不合其意者擯之,無討論,無切磋,于是人爭揣摩其意,無越范圍者,而文思乃日隘。二公之度量性情于此可見,而其能作人與否,亦于是焉殊矣。”

這段話說得很有意思，吳汝綸說他自己在壯年的時候跟著曾國藩，到了40歲之后跟著李鴻章，他認為跟著這兩位重要人物是自己的幸運，但即便如此，這之間還是有區(qū)別的。吳汝綸覺得自己跟著曾國藩工作，事事都有長進；而跟著李鴻章工作，雖然經(jīng)過了十多年，但沒覺得自己有什么長進。吳汝綸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說曾辦事沒有成見，曾會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幾位不同的手下，讓他們每人寫一篇提案，同時他自己也寫一篇，如果覺得別人寫得不好，他就拿出自己寫的那一篇，如果幕僚們寫得比自己的好，他就把自己寫的稿放棄掉，這么做的結(jié)果會讓每一位幕僚認真地思索怎樣寫才會變得更好，這個過程就讓大家都有所長進。但李鴻章則不同，他讓手下寫提案，直接告訴別人自己是怎么想的，如果報上來的提案跟自己的想法不同，他就會直接放棄，并不告訴別人是什么原因，這么做的結(jié)果是讓手下不斷地揣摩他的心思，并不需要作文的人有自己的想法，只要能說對他的意思就成功了，這樣做的結(jié)果是讓吳汝綸在李的手下多年都沒有什么長進。

方宗誠是桐城派承上啟下的重要人物，他編選師友遺集和《桐城文錄》，提攜桐城后輩，以桐城派嫡傳弟子自居，是“桐城派古文的中興大將”，為曾國藩延攬人才無數(shù)。如前文所述，吳汝綸就是他介紹給曾國藩的，同治二年方宗誠在安慶忠義局纂修《兩江忠義錄》，吳汝綸參加府試，與他同游安慶大觀亭。

《兩江忠義錄》修成后，曾國藩調(diào)任直隸總督，曾國藩疏薦方宗誠“精通經(jīng)學”到直隸候用，以其“熟于宋賢之書，素講愛民之道”，候補知縣一年，期滿后，又以“學富才優(yōu)，堪勝繁缺之任”，同治九年實補棗強知縣，十年二月到任，光緒六年六月十三卸任。

方宗誠在棗強為官十年，直隸總督李鴻章評價其“實心愛民，品端學粹”，盛贊“深州游牧棗強方”，“深州游牧”為吳汝綸前任深州知州游智開，離任時“無一未結(jié)之案，無一未解之款”。《清史稿·方宗誠傳》載，其在任期間建正誼講舍，“敬義書院”，集諸生會講，“刻邑先正遺著”，今尚存世者如《棗強敬義書院志》《棗強縣志補正》等。方宗誠卸任回家，其子方守彝替他整理書稿，發(fā)現(xiàn)夾有金銀薄片，詰問其父，方宗誠說是屬吏和好友贈送，用以刊其著作，他本不欲收，但俸祿除了養(yǎng)家糊口，都接濟了棗強的一些貧苦生員。方守彝以為用這些金銀來印父親的道德文章，會有銅臭，希望父親送回棗強，用以建立義學，方宗誠欣然從之。

另據(jù)徐世中先生考證，咸豐九年十月至十一年正月，方宗誠在直隸按察使吳廷棟幕府授經(jīng)兼任衡水書院講席，此處衡水書院當為桃城書院。

吳汝綸任冀州知州時，方已離任，但與方宗誠書信往來不斷，方宗誠與吳汝綸關(guān)系介于師友之間。

吳汝綸在今衡水為官十年，大多時候都是李鴻章在直隸總督任上，直至后來去職主講保定蓮池書院，由二人開創(chuàng)的蓮池文宗，使畿輔地區(qū)學術(shù)一直引領(lǐng)全國風氣之先，經(jīng)濟政治始終處全國領(lǐng)先地位。隨著二人的相繼離世，衍至新文化運動興起，桐城派群體失聲，畿輔地區(qū)喪失了文化主導地位。

 作者：田衛(wèi)冰  編輯：賈亞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