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的幸福觀沒有抽象的哲學思考，只有深入淺出的經驗之談。正如他所說，他不是以哲學家的身份去研究何為幸福，而是以遭受世界苦難的普通人的身份去書寫，他謀求的乃是改善世界的生存狀況，表達出世人謀求幸福的心聲。

2020年的今天，比之100年前的人們，我們的困惑一樣都沒少，反而加倍遞增，羅素富有實踐意義的幸福觀穿過歲月的屏障，依然擲地有聲。

如何化解現代人的精神疲憊？

《幸福之路》，[英]羅素著，傅雷譯，上海南國出版社，1947年4月版。這是羅素《幸福之路》最早譯介入華的版本。

何為幸福？歷史上的哲學家對這個問題看法不一。對于伊壁鳩魯學派來說，人只有去掉靈魂中不必要的欲望，才能幸福；在斯多亞主義者看來，剎那幸福即是永遠幸福；在康德那里，幸福是“對自己的狀態的滿足”，又與內心的道德律令息息相關；對加繆來說，幸福就像西西弗斯那永遠無法抵達的終點。從亞里士多德到康德，從叔本華到加繆，再到后現代的理論家們，對幸福的思考幾乎伴隨著整個西方哲學史，幸福問題是哲學家們思考最多的問題之一。

羅素批判性地繼承了伊壁鳩魯、亞里士多德等哲人的幸福思想，并提出了自己的幸福觀。他對幸福的思考，貫穿于對政治和宗教的思考中；他對幸福的追問，也奠定了他的道德哲學體系。

羅素的幸福觀集中體現于《幸福之路》一書中，他寫下此書時，正是20世紀30年代，那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盡管人們的生活早已駛離了上帝宰制的碼頭，然而，人們所謂的“幸福”還是和對上帝的信念息息相關，羅素批判壓抑人性的宗教道德準則，認為人之幸福未必與宗教信仰有關；與此同時，面對工業的發展，一戰的滿目瘡痍，羅素開始思考人之幸福的要素。羅素對幸福問題的重視，與他對宗教和政治的思考，以及他的反戰經歷緊密相關。

在羅素看來，現代人不幸的來源有兩個，一是社會制度，二是個人心理。社會制度問題不是羅素幸福觀談論的重點，相反，羅素認為，人的不幸福往往來自錯誤的倫理觀、道德觀和思維習慣。羅素認為，有時壓倒人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大問題，而是小情緒。現代生活節奏之快，競爭之過度，常常令人有倦怠感，除卻身體的疲憊，精神疲勞才是困擾人的主因。羅素認為，現代人的精神疲勞主要由焦慮引起，面對一時無法解決的問題，人們總是輾轉反側，殫精竭慮，陷入焦慮的漩渦，卻無法徹底解決問題。羅素認為，現代人之所以如此，一是因為操心已成為現代人的習性，另外，則是因為人們不愿面對恐懼，直面困境。在現代人焦慮的問題上，羅素提倡一種精神自律，他認為，人們應該真正直面問題，嘗試找到解決辦法，不然就暫時放下，過多思考反而于事無補。

如果說在解決焦慮的問題上，羅素的辦法有些老生常談，那么他對煩悶的看法則頗為深刻。在羅素看來，消極情緒不一定都是壞的，煩悶的對立面不是歡愉，而是興奮。為了緩解煩悶，人們縱情聲色，無止境地找樂子，然而，“越是隔夜過得好玩，越是明朝顯得無聊”。在羅素看來，煩悶未必不是好事，煩悶是沉靜生活的前奏，是偉大生活的標志。

他在《幸福之路》中說，“一切偉大著作都有乏味的部分，一切偉大生活都含有乏味的努力。”哲學家蘇格拉底和妻子的生活一成不變；康德的生活高度自律，他一生的活動空間就是自家的方圓十里。“安靜的生活是大人物的特征，他們的喜樂也不是外人心目中認為興奮的那種生活，一切偉大的成就必須歷經不懈的工作，其精神專注與艱難程度，使人再無心思去適應狂熱的娛樂”。面對現代人的煩悶，羅素不提倡無節制的刺激和興奮，而希望人們找到貼合興趣的事業，去尋找長久而高質量的歡愉。

對于現代人熱衷的旅行，羅素也表達了他的看法，“太多旅行，太多復雜印象，不適合年輕人，縱使他們的成長不再寂寞，殊不知唯寂寞才能生產果實……不能忍受煩悶的一代，必定是渺小的一代”。羅素并非排斥消遣，但在他看來，無節制的娛樂往往會令人麻木，學會沉淀，忍耐煩悶，為生活留下一方空白的天地，才是可取的。

幸福是自我與他人、與環境的平衡

羅素與第二任妻子多拉·勃拉克看孩子們嬉戲。盡管羅素大談“幸福哲學”，但他本人肆無節制的社交生活卻給多位女性帶來不幸。在他與第二任妻子多拉結婚之前，他先是勾引有夫之婦奧托琳·蜜樂兒夫人，因此拋棄了發妻愛麗絲。在與奧托琳發生關系的同時，他又與海倫·達德利發生關系，始亂終棄，并導致后者精神失常。拋棄海倫后，他又同時分享蜜樂兒和克萊特兩位女性對自己的愛情。直到1920年，他投入了更年輕、更富有魅力的多拉·勃拉克懷抱中。但隨著多拉發現羅素私生活中越來越多不檢點之處，兩人的婚姻也迅速走向破裂。羅素不僅趁多拉不在家時與負責教導孩子的家庭女教師同床共枕，還惦記上了自己的學生皮特·斯彭斯。皮特后來擠掉多拉，成了羅素的第三任妻子。在與羅素的多年相處后，多拉如此評價自己的前夫羅素：“盡管他熱愛民眾并為他們的苦難感到痛苦，但他依舊遠離他們，因為他身上有貴族氣質，同平頭百姓缺乏聯系……他一生中會傷害很多人，他最大的悲劇性缺點，是很少感到歉意”。

亞里士多德認為，幸福是“靈魂合乎完滿德性的實現活動”，在政治生活、享樂生活與沉思生活之間，他認為沉思生活才最為幸福。與亞里士多德相比，羅素的幸福生活不是哲人的幸福，而是普羅大眾的幸福，這種幸福包含著關系性的善。對于羅素來說，幸福的秘訣是“讓興趣盡量擴大，對人對物的反應，盡量傾向于友善”。換句話說，人只有認清自我在人群中的位置，保持自我與他人、與環境的平衡，自利利他，才有幸福的可能。

羅素認為，人們無法擺正自己與他人、與外界的關系，缺少自知之明，這往往成為煩惱之源。他批評了幾種類型的人，一種是罪惡感太強的人，他們是“體面的罪人”，因為害怕成為人群中的邊緣人，他們嚴格遵守清規戒律，過度自省，到頭來使生活毫無樂趣可言。羅素在《幸福之路》中說，“在如此廣大的宇宙中，他覺得最重要的莫如自己的有德，鼓勵這種特殊的自溺，是傳統宗教所犯的最嚴重的錯誤。”羅素批判壓抑人性，有禁欲色彩的宗教道德準則。在這一點上，羅素與邊沁和西季威克是類似的。邊沁認為幸福是以個人利益為前提的，而對西季威克來說，道德準則應建立在人們追求最大快樂的基礎上。

過于苛責自己的人往往會變得不快樂，相反，過于苛責他人，也毫無幸福可言。羅素還談及一類人，那就是受虐狂。受虐狂不是苛責自己，而是苛責他人，他們往往夸大自己對他人的友善，希望自己的仁慈會贏得掌聲，一旦沒有收到他人的感激，就自怨自艾。羅素認為，自虐狂往往在單純的事情上附加了太多價值，過于高看自己的價值。然而，過于自責的人和受虐狂卻有相通之處，他們都過于在乎外界的評價。羅素認為，解決之道在于，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認識到自己的動機并不那么舍己為人。正確估量自己，才有幸福的可能。在自我與他人、與外界的關系上，罪惡感強的人和受虐狂走到了人際關系的兩極。

人如何看待自己，決定了自我與他人的關系，不僅如此，人還要面對人群，面對大眾組成的輿論。薩特說，“他人即地獄。”羅素在面對公眾輿論的問題上態度堅定，他認為，人若想得到幸福，必須設法逃避輿論的專橫。一個人在人群中顯得孤獨，未必是其本人的過錯，人不應局限于一時一地的既成觀念，也不一定要與環境相一致。因為在羅素看來，輿論的聲音未必理性，反而成為束縛人個性的桎梏，甚至成為殺人的利器。

在個體對輿論的看法上，羅素突出了環境對人之幸福的重要性，人要選擇與自己觀念大體一致的環境，有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人或許無法改變環境，但在面對輿論的時候，要堅守自身一方獨立的精神空間，因為“幸福的要素是，我們的生活方式必須源于我們自己的深邃沖動”。

幸福是人之欲求滿足的結果？

普里莫·萊維曾說，“每個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遲早都會發現，完美的幸福是無法實現的。”也許，人們越是祈求完美的生活，也就離幸福越遠，相反，幸福的實現卻需要一定程度的匱乏。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人的本質與動物有著內在的連續性，匱乏是動物乃至人活動的本質特征。正因匱乏，人才會不斷地有欲求，而幸福，某種程度上是人之欲求滿足的結果。然而，在羅素看來，當人憑借財富毫不費力地滿足自己的欲求時，快樂也會隨之消失。

幸福，不是無事的完滿，而是拼搏后的獲得。現代生活中，競爭成為人們生存的常態，羅素并不反對人們為了幸福生活而去努力，但他反對過度競爭。在羅素看來，現代人的競爭往往不是為生存的競爭，而是為成功的競爭，而衡量成功的標準卻日益單一。當金錢取代了傳統的職業榮譽，成為衡量一切職業的成功標準時，人們生活中的其他維度都變得黯然失色。

現代性精神是一種永恒的緊急狀態，更新、更快、更好、更完美的生活是現代性的永恒追求，這意味著其間的個人永遠在追求著更高層次的“成功”，然而，“持續不斷地加速變得不可避免，結果勢必是停滯與潰敗。”羅素并不是反對競爭，而是反對人們過度競爭而喪失了工作的樂趣，一味以金錢作為衡量標準而忽略了對卓越的追求。面對過度競爭，羅素提倡人們走出自己狹小的天地，培養一些“無用的樂趣”，在追求世俗的成功之余，給自己留下一方恬靜的天地。

凡事不可過度，是羅素幸福觀的一把標尺。幸福不是短暫的刺激，而是長久的樂趣，不是過度的競爭，而是對卓越的追求；幸福，是個體與他人、與環境的一種平衡狀態；幸福不在于無限的追求，而在于適度的留白。“須知參差不齊，乃是幸福本源”，幸福，需要恰到好處。

編輯：李耀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