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徐俊嶺是抗戰時期參加工作的老干部，1945年參加工作，195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在武強、獻縣、深縣、安平縣委工作，一輩子信仰堅定、忠誠于黨，對工作兢兢業業、清正廉潔，為人寬厚善良、忠孝感恩、重情重義，是我們子女后輩學習的楷模和榜樣。

 每逢清明倍思親。轉眼間， 父親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二十七年了，我對父親的思念沒有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淡漠。相反，伴隨著對人生更深的感悟，我對父親的思念越發深重。

父親信仰堅定，先國后家，一生忠誠黨的偉大事業。父親參加工作時正值戰爭的年代。1947年，我祖父去世，父親正跟隨組織在外地工作，祖母讓我三舅爺去找他，結果尋了3個多月，找遍了獻縣、河間、任丘、滄縣等多個地方，走了上千里路，也沒有找到我父親和他的隊伍。直到半年后，他請假回家，才知道我祖父去世的消息。等我父親處理完家里的事，再找隊伍時，隊伍又臨時轉移了，父親無奈回家，當起了村里的會計和民校教員，繼續為黨奉獻。1961年，原深縣一分為二，分為深縣和安平縣，縣委書記王瑞璞非常器重我父親的堅定信仰和能力、才華，四次變換工作都帶著他，這次又一起從深縣到安平工作。

1966年臘月，我祖母病重，怕見不到我父親最后一面，就給他拍了加急電報，說“母故，速歸”。父親本來就由于沒能給我祖父送終而心有遺憾，在得知我祖母的“死訊”后悲痛萬分。從公路下車幾百米就是我們村，父親還沒進村就大哭，村口的鄉親告訴他，先別哭，你娘還沒死呢。父親趕緊跑回家，此時，我祖母的瞳孔都已經開始擴散。正當我父親準備盡最后孝道的時候，第二天，安平縣委的電報卻突然到了，上面寫著“情況有變，速歸。”此時，一個艱難的抉擇擺在我父親面前，如果回安平，就不能給母親盡孝送終，但如果不走，關鍵時候沒有回到工作崗位，就辜負黨的培養！父親拿著電報，一邊思考，一邊大口抽著煙，在房間里來回踱步，母子連心的祖母感受到了父親的焦慮，顫抖著雙唇，把他叫到床前，用微弱的聲音在我父親耳邊叮囑道：“嶺子，你是公家的人，上級讓你回去，肯定是有大事。你放心，家里還有魏年（我的母親）和你弟弟，你回去上班吧！”“忠孝不能兩全”的話雖然說起來容易，但那割舍不斷的親情放在自己身上，還是讓父親心里翻江倒海一樣的難受。祖母開明大義的話穩定了父親的心緒，他又在自己母親身邊陪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鄭重地給我祖母磕了頭，就眼里噙著淚水回安平去了。就在父親走后第二天，祖母與世長辭了。家里派我兩個堂叔去安平通知我父親，誰知道，他們騎自行車趕到安平時，正看到我父親被戴著高帽子在汽車上游街批斗呢，見此狀，嚇得他們調頭就回來了。直到半年后，父親才脫身回家，直接到我祖母墳上慟哭。在忠孝不能兩全的時候，錯過了為父母盡孝送終，成為了父親一生的遺憾，但也充分體現了父親堅守信仰，先國后家的高尚情懷。

父親對工作兢兢業業，為人謙遜、誠實、有才，留給與之相處同行極深印象。父親有兩樣“絕活”，一是同志們公認的“筆桿子”，二是打得一手好算盤，出自他手的材料樸實無華、縝密規范、語言流暢、字跡雋秀、結構嚴謹，深得領導賞識。60年代初，他在安平縣工作，縣城還沒有電燈，晚上寫材料都是點燒煤油的泡子燈。后來條件稍有改善，由縣面粉廠帶一臺小發電機，前半夜有了電燈照明，后半夜停電后，他的屋里還經常亮著油燈。他有抽煙的嗜好，特別是寫材料幾乎一支接一支。常常是寫著寫著沒詞了，點上一支煙，深吸幾口詞來了，把煙往桌上一捻繼續寫，第二天清晨桌子上便留下一大堆半截煙頭。安平的一些重大報告、重要講話，許多典型材料都出自他之手。許多同事回憶起他趴在辦公桌上點著油燈寫材料的形象，都印象深刻。據他當時的同事崔根亂（曾任武強縣委書記、衡水市政協副主席）回憶：1971年下鄉，發現當時在全縣很有名氣的一個生產大隊存有不少問題，想向縣委反映一下，以期引起領導的關注，于是向縣委寫了一個報告。報告中為了充分說明自己的觀點，便列舉了該大隊存在的問題。為穩妥起見，先讓徐看了一下，徐看后在報告開頭加了一段話：“該大隊無論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還是農業學大寨、生產建設等，都是不斷發展的、前進的，這是必須肯定的，”并對崔說：“寫材料不僅是文字上的功夫，還得懂得辯證法，不要有片面性”。時過三十年，經他修改的這個草稿仍然保留。日常生活中人們習慣稱他為“老徐”，也兼有兄長、師長雙重涵義。

父親在工作上清正廉潔、剛正不阿，時時處處防微杜漸。在父親所接觸的人中，無一說他搞不正之風，而說他敢于抵制歪風邪氣的大有人在，有人甚至稱他“倔老徐”。1972年后，父親在安平擔任縣委常委、縣革委會副主任，分管勞動人事工業、交通等許多重要部門，手中有一定的權力，但他從不為自己和家人謀私利。1977年，組織上給干部家屬辦理農轉非，在那個年代，農轉非就意味著吃上了商品糧，孩子長大后給安排工作，一輩子有“鐵飯碗”。按照政策，全家只有母親和弟弟符合條件，他一心為公、堅持原則，始終沒有利用手中的特權對我和三個姐姐進行照顧。父親當時有一件最心愛的“寶物”，那就是他下鄉用的一輛日本自行車，曾為他下鄉工作立下了汗馬功勞，每天都擦得锃亮，可見其心愛程度。由于我和弟弟上學，母親沒有工作，我們一大家子的生活全靠父親每月80多塊錢的工資支撐，生活十分艱難，只要他張張口，就不愁吃穿，但他堅決不占公家一分錢的便宜，硬是像割身上肉一樣心疼地把自行車賣了，來解決家庭的生活費用。

父親對生活感恩，對父母孝敬，對子女嚴格教育，為后代傳承好家風。我祖母有兄妹6人，因為我祖父去世早，父親又常年在外工作，家里的生活得到了舅爺們的很大幫助和關照，父親和二叔都深懷感恩之心。每次他從安平回家，都精心準備，帶上一些好吃的和零花錢，騎自行車先到到深縣溪村看我姨奶奶，再到武強潭封莊去看我舅爺，直到天黑才能趕到家。這條路就成為了父親和二叔的“感恩線”，不管是春夏秋冬還是刮風下雨，他一走就是十幾年，直到老人們離世。在父親眼里，孝道是一種美德，也是一種擔當，更是一種責任。他每次進家一定先到自己母親那里報到，并且盡量多的抽時間陪她，經常拉家常到很晚，甚至是在我祖母幾次催促下才回屋睡覺。父親和我二叔的感情也特別親，二叔要有什么困難，父親都千方百計地去解決。我姐弟5人，二叔家有6個孩子，我們十一個姐弟也團結和睦、不分彼此，父親真心愛護、關愛整個大家庭，尤其是在那個特殊困難的五、六十年代，掙的工資也大部分補貼了整個大家。在對待后輩子女教育方面，父親又嚴格要求，將感恩、孝道、忠誠、善良的家風一脈相傳，為我們的成長奠定了基礎。當年，我大姐和堂姐一同在石家莊戲校學習，父親出差到石家莊，抽空去看她們，給她們一樣多的零花錢，買一樣的禮物，從來不分遠近。每到年底，父親和祖母還都召集我們開一次家庭生活會，每個人匯報一年來的收獲和來年的打算。這個傳統讓我們姐弟都從小就養成了善于學習，做事認真的好習慣，一輩子受益。值得驕傲的是，我叔家的三妹，在恢復高考后，成為了村里第一個走出去的大學生。如今，我們十一個姐弟，無論是農民還是黨員干部都是自律自強的人，在不同的崗位上為社會做著貢獻。

父親樸實無華，注重操守，對家鄉情義深厚。在安平任縣委常委期間，縣委給父親配備了公車，但他回家的時候多是騎自行車，不愿意給組織添麻煩，有時縣委安排汽車送他回家，他就讓車停在村邊的一個廠子院內，自己再步行走到家，為人做事極其低調。對待鄉親們，父親又是一個特別重感情，講情義的人，安平縣有個化肥廠是省市重點企業，南王莊則是農業學大寨的典型，都是鄰近兄弟市縣參觀學習的榜樣，武強縣的不少干部都去參觀學習，尤其是鄉村干部比較多，他只要有時間就一定親自陪同并到縣界迎送。有時候，鄉親們為村集體買化肥找到他，只要不違反政策，他都千方百計幫助解決。

父親淡泊名利，親仁善鄰，深受家鄉鄉親們的愛戴和尊重。1983年，為響應黨中央動員老干部提前退休的號召，父親提前離休回到武強老家。我們族院有四十多戶，由于過紅白事標準不統一，起了爭端，形成了分裂的態勢，他便利用過年的機會，在大年初一，組織祭祖回來后，把本族院的80多名家庭骨干和長輩們約集到一起，講歷史，講團結，談未來，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苦口婆心，最終統一了標準，建立了制度，解開了大家的疙瘩。在他的倡導下，全村在1987年成立了紅白理事會，從此全村婚喪事一律簡辦，一直堅持至今，深得鄉親們的稱贊。他還自薦擔任了村小學校外輔導員，自編教材，每周給孩子們上一節思想輔導課，村小學連續3年被縣里評為“十佳學校”。1990年，父親又發起并帶頭集資搞舊校搬遷，村民們說，要是俊嶺管賬，俺們就集資，別人管賬俺不集。結果我父親親自管賬，群眾踴躍集資。學校完成搬遷后，他把賬目一分不漏地公布上墻，鄉親們非常滿意。1992年，他又到縣、鄉聯系，爭得有關部門的支持，在村里建起黨員活動室兼老年人俱樂部，把自己搜集整理的本村革命史、老黨員事跡圖文并茂地搞成專欄，長期展出，活動室既是文化娛樂場所，又是宣傳教育的陣地。1992、1993年，他連續榮獲縣“關心下一代先進工作者”稱號；1992年被縣委老干部局評為“老有所為先進個人”；1993年，被省有關部門評為“河北省關心下一代先進工作者”。

不知不覺27年過去了。想起父親的面容，仿佛近在眼前，但卻遠出天邊。無盡的思念，無以傳表，只能輕輕地回望，默默地懷念。父親的一生信仰堅定、樸實無華、善于學習、重情重義、為人忠厚、踏實認真，為我們子女和后輩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也始終激勵著我們不忘初心，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徐沛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