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劉禹錫一句詩，奠定了洛陽牡丹的國花地位。其實牡丹故鄉在菏澤，只是一則故事火了洛陽牡丹。

先說故事上篇。當初武則天一怒之下，將牡丹貶至洛陽，未曾想反倒是成就了她。可是話又說回來，在那個大雪紛飛的隆冬之夜，武皇醉筆寫下詔書：明朝游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百花懾于此命，夜里競相開放。只有牡丹敢于抗旨不開，這樣不媚上不唯權的底氣，自然當得起國花之名。如此看來，到底還得是她自己成就了自己。

牡丹在我國栽種培育的歷史可上溯到南北朝時期，《嘉記錄》《太平御覽》等文獻均有記載。至隋唐時已繁盛無比，蔚為大觀。李白的《清平調》三首，即是借著描寫形色各異的牡丹贊美楊玉環，從而取悅了明皇而得以專享高力士脫靴的尊榮。《龍城錄》中記有一人：洛人宋單父，字仲儒，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異千種，紅白斗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樹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余兩。內人皆呼為“花師”，亦幻世之絕藝也。此人沒有李白的沖天才氣，也便沒有詩仙那樣坎坷的求職經歷。可他僅憑能種牡丹，就輕而易舉地贏得了玄宗的青睞，被授予“大唐花師”的光榮稱號，榮耀一生。

五年前的四月，我和愛人去洛陽賞牡丹。一出站口，滿目鮮花著錦，一城焚香欲燃，每到一處，都教人神魂顛倒，如同飲了一盞“千紅一窟”。納罕之余查閱資料方知，如今牡丹的花色品種已不可勝數。僅從顏色一項試舉幾例，便可以感受到牡丹的美輪美奐。譬如，醉酒楊妃、飛燕紅妝、出水洛神、貂嬋拜月、二喬、金屋嬌等，幾乎將古代美女囊括其中。最值得費一番筆墨者名喚綠珠墜玉樓。此牡丹潔如玉脂，每片花瓣的中間都有一顆碧斑，恰似綠珠墜入玉液瓊漿之中，令人不由想起西晉美人綠珠姑娘。這牡丹簡直美得不可方物，但是在我看來，這款命名卻是殘忍得很。綠珠姑娘自小才貌出眾，卓然不群，在青春正好的年紀，被洛陽土豪石崇納為愛妾，這幾乎是她無法擺脫的命運。石崇能在史上留名，皆因他勇于和王愷斗富。石崇并非簪纓世家，在極其講究門閥的魏晉很難出人頭地。但他因為有錢，在追求及時行樂、窮奢極欲的晉代照樣可以無限風光。這樣一個依靠搜刮民脂民膏、聚斂財富的地方官員，除了借用綠珠的美貌來裝點門面、夸豪競奢之外，他會給到綠珠一絲一縷的精神之愛嗎？綠珠姑娘長年禁錮在金谷園中，豢養如寵物，被惡俗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間，這可曾是她想要的生活呢？說這個史載“殺妓侑酒”、床邊常備“肉屏風”“肉痰盂”的男人惡俗真是輕饒了他，綠珠一天天都在目睹著他的丑陋與罪惡，體味著他的卑鄙和暴虐，她怎么會像史家講的那樣，為了表示對石崇的忠貞不渝，在孫秀闖進金谷園時而選擇縱身一躍呢？我同意夏堅勇教授的解析，綠珠是因絕望而死。她的死“是一種解脫，也是一種抗爭——向丑惡的男性世界的抗爭。可惜這種抗爭卻被后人善意地曲解了，硬是給她樹了一塊‘殉情’的貞節牌坊。” “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墮樓人。”在所有吟詠這段往事的詩詞中，杜牧《金谷園》于凄婉中發出了繁華易散的感慨，大約是最接近綠珠墮樓時孤絕悲涼的心境的。

將牡丹比作美人，詩詞之中并不鮮見。可是借用牡丹的美來警省亡國之君，好像歷史上僅有一例。宋僧惠洪《冷齋夜話》中講了一則小故事。宋軍大舉南下，飲馬長江。可是金陵城中后主李煜仍在賞月觀花，詩酒歌舞。法眼禪師看到御苑中盛開的牡丹，作牡丹詩偈有句：發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何須待零落，然后始知空。無奈后主省悟不到花容難駐、嬌艷不常的警示，依舊沉湎聲色，茍且偷安，終至金陵城破，肉袒出降。身為亡國之君，囿于汴河一隅，追思當年的牡丹詩偈，后主的詞自此得以從花前月下轉入了故園山河。王國維《人間詞話》：詞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國色天香的牡丹，借李煜之目助推了危如累卵的南唐小國的覆滅，同時也借李煜之手將詞推入了一個更為深摯宏闊的境界。

再說故事下篇。剛強不屈的牡丹一到貶謫之地，便在洛陽烈火烹油般昂首怒放，無拘無束，無遮無攔。這更加激怒了武則天，她敕令用火燒死牡丹。翌年春天，枝干雖被燒焦的牡丹反而開得云蒸霞蔚，春色無限。武則天這才見識到牡丹的矢志不移，敬佩牡丹的焦骨剛心。而千百年來，無數詩人墨客的筆觸只是停留在牡丹“形色香”的表面，這實在是風骨牡丹的悲哀。明代俞大猷《詠牡丹》：閑花眼底千千種，此種人間擅最奇。國色天香人詠盡，丹心獨抱更誰知。俞大猷為明代抗倭名將，與戚繼光并稱“俞龍戚虎”。他的奇節與抱負也只有牡丹獨守丹心差可比擬了吧。

行文至此，不得不說到《牡丹亭》了。“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朝飛暮卷，云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殘……”無論何時聽到這段《皂羅袍》，我都在大美中聽聞出了大悲，那真是一種無可名狀的情愫。“無可名言，但有慚愧。”作為寫作之人，我不得不飽嘗此種遺憾。但我也同樣慶幸，這般神啟似的感覺并不會光臨世上的每一個人。

湯顯祖是一個十足的理想主義者。他潔身自好，不諳世情，二十一歲中舉之后婉拒權相拉攏，致使空負才名，屢試不第。萬歷十一年張居正死后，湯才子終以三十四歲高齡得中進士，到南京賦了八年閑職。萬歷十九年，他因目睹官僚腐敗憤而上《論輔臣科臣疏》，觸發圣怒而貶為地方小吏。在浙江遂昌，他“云鉗剭，罷桁楊，減科條，省期會，建射堂，修書院”，勸農桑，施善政，使得浙中偏僻貧瘠之地大為改觀。遇赦一年的他把這里看作了自己的理想王國。他為實施自己的政治主張一無顧忌，擅自釋放獄中囚犯回家過年，準許他們元宵節陪同家人上街觀燈。如此富于理想，怎能為官場所容？一旦政敵把柄在手，暗箭冷槍射來，理想破滅的湯才子即時潰不成軍。那是萬歷二十六年，四十九歲的湯顯祖一紙辭呈，揚長而去。他坐回家中窗前，將畢生理想化作錦繡文字，一筆一畫，注入起死回生的情愛傳奇之中，著成了戲劇史上“前無作者，后鮮來哲”的“玉茗堂四夢”。

《牡丹亭記題詞》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有此一語，天下情愛盡矣。我寫愛情故事，被讀者僭稱為“中國最會講故事的癡情大叔”。我以為，只有湯臨川方可擔得此名。

作者： 賈九峰  編輯：李耀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