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編修《隋書》，號為“良史”，剖茲析節，參修《儀禮》

貞觀三年（629年）孔穎達在給事中任上，與魏征、顏師古、許敬宗、李延壽、敬播等人預修《隋書》。時人稱贊道：“良直著乎青史，微婉表于丹書。跨固超遷，含劉孕謝。”《隋書》保存了南北朝以來大量的典章制度，特別是其《經籍志》敘述了自漢至隋凡六百年中國書籍之存亡、學術之演變，是對中國古代書籍和學術史的第二次大總結。《隋書》是唐代官修正史的代表作，弘揚了秉筆直書的優良史學傳統，品評人物較少阿附隱諱，保存了古代大量政治、經濟以及科技文化的資料，一直享有較高的聲譽，號為“良史”。《隋書》全書貫穿了以史為鑒的思想，魏征給唐太宗說：“以隋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隋書》對隋君臣上下驕奢淫逸的腐朽生活，有淋漓盡致的描寫和入木三分的揭露，警告歷代統治者要汲取歷史教訓，以古為鏡。貞觀十年（636年）《隋書》成，孔穎達加散騎常侍。

儀禮乃古代法律制度，儒家之禮儀集中表現于“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三部經典，內容包羅了政治制度、宗教儀式、法典刑律、道德規范、日常生活準則等。貞觀十年（636年）孔穎達與顏師古等撰寫《大唐儀禮》，據史書載，修訂期間孔穎達“所有疑滯，咸咨決之”，對前代《禮記》的舛錯多有改正。貞觀十一年（637年）《大唐儀禮》修成，頒行天下。孔穎達因功進爵為子，賜邑四百戶，物二百段。貞觀十一年（637）修成頒行。孔穎達在修訂《大唐儀禮》過程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七．國子祭酒，執掌教席；侍講太子，多有規諫

貞觀十二年（638年），孔穎達就任國子祭酒，執掌國家最高學府和教育行政機關。上臺伊始，一掃頹風，重振絕業。孔穎達作為最高教育行政長官，仍親赴教席，發《五經》題與諸生酬問。孔穎達一生未離開講壇，“學徒盈于家室，頌聲彰于國朝。”貞觀十四年（640年）二月，太宗蒞臨國子監觀釋奠禮。釋奠是學校祭奠孔子的典禮，禮畢后會講，同時有論難答辯。唐太宗命孔穎達講《孝經》，孔穎達口鋒甚健，侃侃而談，金湯易固。會后孔穎達上《釋奠頌》，唐太宗手詔褒獎。

孔穎達把傳統儒學教育提高到很高的地位，把教育看成是開國興邦之后的第一要務。他指出，政治教化也是治國之本。正如天氣的冷熱寒暑不按四季交替，就會發生災禍；風雨不調和，就會出現饑荒，如果不及時實施教化，就會危及整個社會。君主應當如同春風化雨一般，教化天下臣民，凈化大眾心靈，美化世俗風尚。

孔穎達為后人留下了不少深刻的教育理論。他強調學習內容的多少要取決于學生的水平的高低。“假若有人才識淺小，而所學貪多，則終無所成，是失於多也。有人才識深大，而所學務少，徒有器調，而終成狹局，是失于寡少也。”他要求學生要處理好自思與外問的辯證關系。“人心未曉知，而不肯諮問，惟但止住而自思之，終不能達其實理，此失在于自止也。至道深遠，非凡淺所能，而人不知思求，唯好泛濫外問，是失在輕易于妙道。”等等。這些教育理論至今仍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從進入秦王府開始，孔穎達就擔起教育李世民太子李承乾的任務。孔穎達任國子祭酒后，仍侍講東宮。”李承乾(619年-645年)，字高明，唐太宗李世民長子。唐太宗即位，立為太子。但年長后，對父親陽奉陰違、對師長勸勉置于腦后，甚至曾派遣殺手刺殺過自己的老師。孔穎達性真心正，每侍講，到有可規誡之處，必反復引諭。承乾以孔穎達自小侍奉，不加尊重，孔穎達雖心有不平，仍循循勸誘。當時承乾令撰《孝經義疏》，孔穎達因文見意，因勢利導，更廣規諷之道，學者稱之。太宗聞之，賜黃金一斤，絹百匹，以為嘉獎。對于承乾不循法度，孔穎達每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見孔穎達發言亮直，恐承乾不堪忍受，謂孔穎達曰：“太子成長，何宜屢致面折？”孔穎達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諍愈切，承乾拒諫不納，最終導致被廢。后其他東宮官多被黜退，唯孔穎達、于志寧等敢于犯顏直諫者，唐太宗信任如故。中國古代有一套比較完整的規諫機構和規諫制度，形成了中國特有的規諫文化，有“文死諫，武死戰”的優良傳統。孔穎達不避斧鉞，甘冒風險的精神體現了“正言規諫”的傳統文化。

八．南北異學，師出多門，一統《正義》，流芳百世

漢末以來，長期變亂，儒家典籍散佚，師說多門，章句雜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自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穎達始著《義疏》，混南北之異。”

為適應科舉取士和維護全國政治統一的需要，貞觀十二年（638年），唐太宗詔孔穎達、顏師古與諸儒撰定《五經疏義》，撰成后凡一百八十卷，賜名為《五經正義》。《五經正義》撰定于貞觀十四年（640年）。貞觀十七年（643年）孔穎達年屆七十歲，表請歸政，優詔不許。再三聞奏，始蒙詔許。致仕后孔穎達仍堅持工作，到貞觀二十一年（647年），《五經正義》覆審完成。但續訂工作一直持續到7世50年代。永徽四年（653年）二月二十四日，長孫無忌等刊定《五經正義》成，表上之，表曰：“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宏才碩學，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敕修撰。雖加討核，尚有未周。爰降絲綸，更令刊定。”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于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

經學之有總匯也，自《五經正義》始。唐太宗李世民評價《五經正義》云：“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圣人之幽旨，實為不朽。”《五經正義》經官方頒定后，便成為士子習經和科舉考試的統一標準。自唐代至宋初，明經取士，以此為準。以科舉取士取代九品中正制，是社會的一大進步。《五經正義》順應時代需要，革除儒學多門、章句繁雜之弊，又折衷南學、北學（偏重南學），形成經義統一的經學，在當時確有不可否認的進步作用和積極影響。《五經正義》的頒行，一掃了東漢以來紛紜矛盾的儒經師說，結束儒學內部宗派的紛爭，今古文學之爭、鄭王學之爭、南北學之爭漸趨平靜，經學史上一統局面的形成，為古代經學發展的重要階段。孔穎達對思想學術的大一統作出了重大貢獻。

九．哀榮隆重，陪葬昭陵；子孫繁盛，播遷嶺南。

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六月，孔穎達薨于萬年縣平康里第，春秋七十有五。《孔穎達碑銘》云：“哀感宸扆，悲動搢紳。甚魏主之惜桓階，若晉人之傷衛玠。”贈太常卿、曲阜縣開國公，謚曰憲，陪葬昭陵。

孔穎達有子三人，長子孔志玄，官終國子司業；次子孔志約，永徽二年為內直丞，太常博士任，顯慶四年，以禮部郎中兼太子洗馬、弘文館學士、禮部侍郎，死后陪葬昭陵；三子孔志亮，官至中書舍人。孔志玄之子孔惠元，曾為度支郎中，累遷國子司業、太子諭德，后為工部侍郎，死后也陪葬昭陵；孔志約生子孔琮，官終洪州都督；孔志亮生子孔珪。長子長孫孔惠元有子二人，長子孔立言為禮部郎中；次子孔昚言為黃州刺史。孔惠元與父孔志玄、祖孔穎達三世為司業，時人美之。

孔穎達后裔在長期遷徙過程中，散居全國各地，直至嶺南。孔立言一支逐步形成了孔氏河北獻縣派；孔珪一支衍生出丹陽派、嶺南派、南雄派、臨江派、瀏陽派、洛陽派等眾多有影響的孔姓支派。 

十．總結

孔穎達一生主要功績在于主持修撰了《五經正義》，在思想文化領域結束了自漢魏以來的經學內部宗派林立黨同伐異的局面，對唐代以前的經學作了一次全面總結，適應了唐朝政治一統的需要，被唐太宗稱為“關西孔子”、“伏生再世”。同時，《五經正義》成為此后很長時間內科舉考試的標準教材，對隋代形成的科舉制度的完善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現在通行世界的“文官制度”直接學習了中國的科舉制度，因此，孔穎達是從衡水大地上走出的一位具有世界影響的歷史文化名人。

作者：王文書  編輯：賈亞楠